黑匣子 “社会主义”是包豪斯永远蜕不下去的皮

距今刚满百年。贯穿全年的纪念活动在德国全境举行，涉及 16 个联邦州的至少 10 个城市，展览涵盖包豪斯遗产的各个方面，其主要聚焦点在两地的两座全新包豪斯博物馆开放。包括中国，也在各个美院和其他艺术机构举办了关于包豪斯相关主题的纪念和学术展览。

作为把欧洲现代主义设计艺术理论和实践推向巅峰，世界上第一所完全为发展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除了那众所周知的大师云集，其背后还有一段涉及其政治内核的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它与理性主义、社会主义、德国纳粹、、法西斯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研究整个包豪斯这朵在战争中的废墟之花，和对世界的影响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包豪斯的诞生并不是凭空而成的，它的背景来自于源起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发展的一部分。同时由于理性主义在欧洲的崛起，无数设计师开始探讨艺术与机器、经济的结合，致使其现代设计思想的理论体系开始逐步形成。由于德国是现代教育体系的发源地，包豪斯的诞生从一开始就具有着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正如格罗佩斯曾为具有社会主义工人党属性的德国社会在卡普政变中的牺牲者设计的纪念碑（Monument to the March Dead）。

欧洲理性主义得益于启蒙运动和科学思想的崛起，自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之后，人们开始热衷于用理性演绎法，研究自然宇宙乃至于人类社会。期望于从中寻找出关于人类社会的万有规律，如果社会和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那么人类社会就是可被规律所支配的，正如功利主义之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所说，创造社会整体幸福指数最大化的法则一定是存在且可行的，也正如其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中所表示的，要达到经济的繁荣，一定有一双看不见手在推动着所有理性的人。于是，持理性主义观念且有着社会抱负的人，都急切地投身到社会控制论和社会设计论之中，而社会设计论正是社会主义在思想上的萌芽。

如同黑匣子早期文章《教育是如何有计划的大规模制造？》中所认为，正如规范化的普鲁士义务教育的设计一样，用设计教育改造德国是其创始人沃尔特·格罗佩斯（Walter Gropius）的核心思想，而他主张的集体创作、标准化和模数等方法，无缝连接工业化，消除艺术与设计的差异。对于包豪斯的雄心而言，艺术只是一种社会美学设计论的一种工具，正如《包豪斯宣言》中所说：“艺术不是一门专门职业，艺术家与工艺技术人员之间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艺术家只是一个得意忘形的工艺技师”，这些论调都是在铺垫一条辐射全美学领域的工业化之路。

创造一个艺术与技术接轨的教育环境，培养出适合于机械时代理想的现代设计人才，创立一种全新的设计教育模式，正是包豪斯得以诞生的目的。为达到艺术与设计的无差别化，从一开始格罗佩斯就网罗了欧洲最前卫的艺术家入驻其中，并把他们称之为“形式导师”，其中包括马科斯（Gerhard Marcks）、克利（Paul Klee）、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费宁格（Lyonel Feininger）、纳吉（Laszlo Moholy Nagy）、蒙克（George Muehe）、施莱莫（Oskar Schiemmer）、施莱耶（Lothar Schreyer）。

为在教学环节就实现工业化的无缝连接，除了这些“形式导师”外，包豪斯还设立了实习工厂，其中包括编制工厂、陶瓷工厂、木工工厂、书籍装帧工厂，由“工作导师”教授学员，其中包括汉斯·迈耶（Hans Meger）、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等人。从导师的构成来看，偏理性主义倾向的艺术风格，如抽象主义等，成为包豪斯教育的一大特征，而西方现代主义起源在艺术史上的论断，正是理性主义，虽然它在最开始还不是源于理性主义（印象派），但它很快在欧洲的泛理性主义背景下，很快地走向了那个被后世历史学家称之为“被理性毁坏的时代”。

包豪斯学院在社会主义上的特征，虽然在纳粹德国时期被关停，被留下了被纳粹迫害的名声，但包豪斯的教学理念和宏大计划却在某些方面与纳粹思想不谋而合（纳粹全称：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又称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而这正是其社会主义理念特征的所在。他们共同讨论着机器的自动化、批量生产、预制等方式是如何作用为社会改革的基础，强调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纳粹早期曾在 1920 年在《人民观察者》（Völkischer Beobachter）发表过支持现代主义的住宅项目，包豪斯于 1926 年至 1932 年间设计了大量代表生活品质、健康的住宅项目。虽然包豪斯与纳粹具有本质上的不同，纳粹强调以种族为前提的国家社会主义，而包豪斯强调非种族的全人类之下的社会主义，但他们在政治左倾上具有着某些强烈的共识，正如格罗佩斯虽然未加入纳粹党，但依然是第三帝国视觉艺术部（隶属于文化部）的成员，编号 706 的一名建筑工程师。在那里，他与视觉艺术部的支持现代主义的首任部长欧根·胡宁（Eugen Hönig）关系密切，并共同促进了意大利未来主义在柏林的展览。

与包豪斯几乎同期的德意志制造联盟（Deutscher Werkbund, 1907-1938）是现代主义和国家主义综合的早期实验，而格罗佩斯青年时期就致力于其中。希特勒御用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也相信制造联盟的潜力，认为现代建筑的哲学就是建筑与机器融合而成的机器美学，他们都信奉美学能唤醒意志的力量，正如后世所评价的纳粹的暴力美学那样，希特勒雄伟的日耳曼尼亚计划（Welthauptstadt Germania）正是这样的工业、古典、建筑和美学的集大成者。

历史吊诡的是，在美学意志论上，希特勒发现古典主义的英雄气概比现代主义的理性力量更具有爆发性，并且在民族主义上得以重振整个日耳曼的精神。希特勒便在以恢复德意志古典主义的英雄精神之后，开始排斥现代主义，包豪斯理念在德国开始彻底受到了排挤，但这并不是唯一因素。

实际上，包豪斯的左倾和社会主义特征，在政治谱系上与同样有着亲缘关系，并很快拥抱了它，正如康定斯基曾帮助列宁建立莫斯科文化艺术院，纳吉支持匈牙利苏维埃政权，以及施莱莫在 1923 年的包豪斯展上发表“社会主义大教堂”（Cathedral of Socialism）的字眼，在后期被纳粹攻击为“马克思主义大教堂”（the cathedral of Marxism）。德国成为纳粹党的竞争对手之后，作为同样政治左倾的包豪斯与的暧昧关系，便在同样的政治光谱下成为敌人。

紧张的德国政治氛围，要求包豪斯保持绝对的中立，但依然在其第二任院长汉纳斯·迈耶（Hannes Meyer）的管理下，走上激进的道路，甚至被称为建筑界的切·格瓦拉。为了学院的政治安全，迈耶在 1939 年被解聘并被驱逐出德国。他带着众学徒投身于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在后来的大清洗运动之后辗转去往墨西哥“继续革命”。

由于这以上种种原因，纳粹把包豪斯定义为的庇护所，最终导致了其在 1933 年被彻底关停。包豪斯的社会主义特征，使得其在德国关停之后，其教学理念辗转到其他国家，甚至亲缘于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在那里，理性建筑运动（MIAR, Movimento Italiano per lArchitettura Razionale）使得包豪斯的遗产得以喘息。在意大利，理性建筑运动宣称建筑是一门国家的艺术，通过建筑而使得法西斯主义理念在世界上获得永久性的胜利。曾为包豪斯学员并留校任教的天才设计师沙文斯基（Xanti Schawinski）甚至为墨索里尼设计宣传海报。

从中我们可以看见，包豪斯的政治亲缘性，在、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当中，都有着自己的身影，在这影子最深处的核心，便是社会主义。我们可以想象，若非希特勒走上民族主义的政治光谱，包豪斯与纳粹的融合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正如包豪斯在纳粹早期还对德国未来持有乐观主义倾向。

但独裁主义打碎了包豪斯理念的梦想，它的遗产又辗转到英国、法国等地。但由于英国的保守和对功能主义建筑的排斥，以及欧洲大陆的战火，包豪斯的星星之火最终却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真正燎原起来，甚至期望“开启美国建筑新纪元”，但令人并不感到意外的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政治光谱显然跟包豪斯的社会主义特征格格不入。

致力于重建美国包豪斯的格罗佩斯在哈佛大学，期望能重新建立教育的统一化，复制包豪斯在德国的全部教学流程。但没有中央统一课程标准，且并非德国集权制的美国，这一计划显得很有些水土不服。由于美国的教学大纲都是靠民主制定，美国教育体系的多样化使得包豪斯再也不能在教育层面上被完全复制了。格罗佩斯开始在美国走向了另一条路，非政治的社会主义建筑工业计划下的，单纯的现代主义与建筑和工业设计之路。

但命运的奇怪就是如此，根植于社会主义理念的包豪斯，在具有亲缘性的理性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国家中，都最终遭到排挤，却在其政治谱系的另一头：美式民主主义，获得了剥离政治光谱之后的新生。也正是在这里，包豪斯才真正成为了设计史上最重要的丰碑之一。

为什么包豪斯在极权主义的独裁统治下，都被怀有深深的敌意？曾与包豪斯有着密切关系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曾说，现代运动使得艺术产品的散布超越了阶级或团体的界限，而统治集团则站在他们的利益一边来维护这些限制，把现代运动视为障碍，认为它是受了他们对手的唆使。所以现代建筑在日内瓦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的，被人文主义认为是法西斯的，在莫斯科则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

正是如此，这在战争废墟上开出的现代主义之花，最终在大洋彼岸的新大陆，结出了自己的果实，并把这种子，随风又重新飘回了欧洲，并撒播到世界各地。尽管包豪斯在艺术与设计取得了令人仰望的成绩，虽然曾遭到纳粹迫害，但我们也永远不要忘记它背后的那社会主义的灵魂，因为它也仅是那众多现代主义运动中的一只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