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制宪议会

前文已经论述过，无论多么理性的信仰一旦传播到普通群众那里，理性的影响立即就会遭受集体力量和情感力量的强力排挤，并且烟消云散。而神秘主义则会作为革命信仰的根基迅速将新的信仰传播到全世界。

神秘主义不但在事件中有所体现，而且也会反映在每个个体的心理状态上。或许大革命最为重要的要素就是神秘主义，所以，如果我们想清楚明确地理解大革命，就必须将大革命看作一种宗教信仰的构成。实际上，我在别的地方关于所有宗教信仰的论述在大革命上同样适用，如读者在涉及宗教改革的章节中，会看到很多宗教信仰与大革命的相似之处。

宗教信仰的理性价值，哲学家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花费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是后来他们却发现这个问题的研究价值并不大，所以，现在他们能够比较恰当地理解理性的作用了。哲学家们必须承认，在转变文明中的诸多要素方面，最为重要的还是这些信仰的要素。

信仰是一种充满狂热的存在，它能够让人们脱离理性，并将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引向一个极端。由于理性在人们心中不会产生太大的热情，所以纯粹的理性是不可能拥有信仰这样的力量的，大革命之所以有如此惊人的扩张力，并且时至今日能够保持持久巨大的威望，其原因就在于大革命采用了宗教的形式。但是，关于这一点，有很多历史学家都能够看到。我认为，最早洞悉这一点的人就是托克维尔。

1作为一种观念，宗教的价值和重要性就被极大地提高了；而人的价值、道德自由和自我决断则荡然无存。这很符合奥古斯丁在自己的著作《上帝之城》中所阐明的纲领。

托克维尔在他的书中写道：“法国大革命披着宗教革命的外衣，以宗教革命的形式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革命。从其常规的和典型的特征来看，法国大革命的确与许多宗教或宗教革命有相似之处：大革命如宗教革命一样，不仅传播范围广，而且也是以预言和布道的方式在人们心中牢固树立一种信仰。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能够激发人们改变信仰的政治革命，在国内人们兴高采烈地完成革命，并且人们又以同样的热情向国外传播革命。想象一下，这样的景象是怎样的新奇啊！”

如果我们能够认清并承认大革命的宗教因素，那么对于大革命接踵而来的狂热和破坏就很容易解释了，因为我们能够从历史中得知大革命的这一特征是宗教的伴生物，所以说大革命带来暴力和不宽容就是必然的，这是取得胜利的神灵对其信徒发出的命令。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法国大革命一直在整个欧洲逆天而行，这也使法兰西变成了一片废墟，数百万人也因此失去了生命，国家也屡遭战祸洗礼。然而，如果不付出惨痛的代价就不足以让人们的信仰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这似乎已经成为一条颠扑不破的定律。

一般来说，神秘主义的因素通常是信仰的基础，但有时候也会掺杂一些其他的情感因素和理性因素。这样一种鱼龙混杂的信仰可以服务于情感领域，也就是群体的激情、情感和利益；而理性则能够掩饰这一切，并企图为事件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当然，事实上它是不会起到任何作用的。

在大革命刚刚爆发的日子里，几乎所有人都在自己的愿望的基础上为新的信仰披上各种各样理性的外衣。人们注意到在大革命过程中，无论是政治上的、宗教上的，还是等级上的那些曾经使他们备受屈辱的一切专制全都受到了；像康德这样的思想家和歌德这样的作家一直梦想着在大革命中看到理性的胜利；更有甚者，以洪堡为首的外国人士还特意来到法国“呼吸自由的空气，欣赏专制的葬礼”。

然而，在知识分子中间，这些幻想并没持续太长的时间，整个事件不受任何控制，戏剧性的变化很快就将梦想的真实基础展露无疑。

要探究大革命思想的起源可不那么容易，因为革命思想其实早在大革命来临之前就已经慢慢在人们的心中酝酿了。前文中提到的那些革命因素出现以后伴随着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路易十六的登基成为现实。面对现状，中产阶级的不满越来越强烈，所以他们不断地提出自己的改革要求。是的，在当时的环境之下，改革已经成为人们最响亮的呼声，呼之欲出。

尽管路易十六完全能够理解改革的效用，并且也愿意尝试，但因为其自身的软弱性，使得他根本没办法驾驭贵族和教士，甚至都保不住支持自己的改革大臣谢尔伯和杜尔哥。频繁出现的饥荒、逐年加重的赋税，这一切使得各个阶层都陷入贫困的境地，虽然如此，法国宫廷依然过着奢靡的生活，与普遍贫困的局面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面对窘境，法国贵族们也试图挽救财政危机，他们被召集起来开会，但是他们拒绝接受一个平等的税收体系，而仅仅批准了一些无关痛痒的改革措施。关于贵族们通过的这些法令，高等法院不予登记，因而被解散，而各省的高等法院纷纷仿效巴黎高等法院的做法，也都被解散。然而舆论在他们的主导之下，为此，法国各地都纷纷提出要求召开已经近200年没有召开过的三级会议。

决议的结果如下：在法国500万的人口中，有10万教士和15万贵族，他们派出各自的代表组成总共1200名代表。其中第三等级的代表有578名，主要由地方官员、律师和医生组成；而300名教士代表中有200人是平民出身，这些人将自己的命运与第三等级紧密地连在一起，联合起来反对贵族和教士。

从第一次会议开始，在心理上，不同精神状况和社会地位的代表之间就发生了直接的冲突。第三等级代表的寒酸落魄形象与特权阶级代表的华丽高贵形象形成一种让人感到羞辱的强烈对比。

在第一次会议上，由于贵族和教士成员拥有自己的阶级特权，所以在国王面前他们没有免冠，第三等级的代表们意欲效仿贵族和教士阶级，结果却引来了特权阶级代表们的共同抗议。在接下来的一天里，更多打击第三阶级代表自尊的抗议声连续不断，第三等级的代表邀请坐在单独大厅里议事的贵族和教士代表们为他们的权力作见证，结果却遭到贵族和教士代表的断然拒绝。经过一个多月的磋商，最终，在西哀耶斯教士的倡议之下，第三等级的代表认为自己代表了国家95%的人口，宣布由自己组建一个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从这一刻起，就拉开了大革命的序幕。

对手的强弱在侧面反映了政治议会力量的强弱。制宪议会（The Constituent Assembly）对自己遇到的微弱感到无比震惊，它对自身强大的认知使得其完全失去了理智和自制能力。从会议的初始，制宪议会就把自己能拥有的权力无限放大了，尤其是它佯称自己拥有征收赋税的权力，而这在国王看来，无异于是对自己权威的挑衅和蔑视。

路易十六也作出了回击，但是他的回击是如此的软弱无力——仅仅下令关闭了三级会议的议事大厅。就像我们看到的，路易十六的做法毫无作用，根本没能阻止代表们，这些人开始在网球场的大厅里召开集会，并且宣誓要通过一部宪法，否则他们是不会解散的。有很大一部分教士代表加入了代表们的队伍，对此，国王宣布议会的决议无效，并下令让代表们解散。当大司仪官布勒泽侯爵试图劝说代表们服从国王的命令时，议会主席巴伊回答道：“我们有自由在这里集会，我们代表了所有国民，我们不接受任何命令！”而米拉波则向国王的特使声称，召集议会依据的是民众的意志，除非依靠武力手段，否则我们绝不解散。面对此种局面，国王被迫再次进行妥协。

代表们在6月9日的会议上是以制宪议会的名义行事的，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这是第一次国王被迫承认一个新权力的存在，而在此之前，无论是民众的权力，还是由民众的代表所行使的权力，国王的态度都是置之不理的。这一事件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君主专制政体已经不复存在了。

面对政局，路易十六深深地感到自己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于是，他从凡尔赛召集了一些外国雇佣兵，并将这些人组成兵团准备随时反击。制宪议会要求路易十六撤离这些军队，对此，国王坚决地回绝了，并撤掉了奈克尔的职务，让独断专行著称的布洛利元帅取代其职位。

然而，议会有许多坚定而忠诚的拥护者，卡米尔·德穆兰等人对此采取了积极的应对办法，他们向群众进行长篇演说，呼吁大家捍卫自由。警钟被卡米尔·德穆兰等人敲响，一支12000人的民兵集结而成，他们从残废军人院那里取得了步枪和大炮。7月14日，武装的民众朝着巴士底狱进发，在这座要塞民众几乎没有遇到法国军队强烈的抵抗，仅仅相持了几个小时，民众在监狱中找到了7名囚犯，其中1名囚犯是个疯子，另有4人是被指控作伪证的刑事犯。

巴士底狱曾经让许多人成为专制权力下的牺牲品，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巴士底狱是王权的象征，但攻占它的民众并没有吃过它的苦头，因为巴士底狱关押的一般都是贵族阶级的囚犯。

武装民众攻占巴底狱的影响非常巨大，这种影响甚至一直延续至今，就连朗博德这样严肃的历史学家都向我们断言：“巴士底狱被攻占不仅是法国，更是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朗博德如此的斩钉截铁或许有些过分，巴士底狱被攻占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仅仅在于这样一个心理学事实，不久前还是令人敬畏的权威竟然如此软弱无能、不堪一击，对此，民众第一次真正掌握了一项明确的证据。

在公众的眼中，权威的原则一旦受到损害，就会在一瞬间垮塌。面对一个无力自保的重要堡垒，与民众为敌的国王，还有什么要求不能提出呢？同样，主人的权力也不再是万能的了。

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上，攻占巴士底狱仅仅是数量繁多的精神腐化现象的开始。尽管对革命没有太浓厚的兴趣，但是外国雇佣兵也已经开始哗变的征兆，对此，路易十六迫于无奈将这些雇佣兵解散。同时，路易十六召回了奈克尔，让他回到了巴黎市政厅，奈克尔的复出充分表明已经承认了既成的事实；奈克尔从国民自卫军司令拉法夷特手里接过了三色帽徽，帽徽由代表巴黎的红、蓝二色加上代表国王的白色构成。

随着巴士底狱被攻占，骚乱暂时得以平息，我们绝不应该把它看作“历史上的一个终极性事件”，但是，巴士底狱被攻破的的确确是大众政府的开端。

在制宪议会的统治期间，保王派中有数量众多的法国人和议会成员，因此如果国王接受一种开明君主制，那他还是能够长时间掌握政权的。然而，路易十六好像不愿意向议会做出让步，因而他对议会也没有做出多少承诺。

也许，路易十六认为即便作出些许的让步也都是不可能的，如果自己同意了对历代传承世袭的君主制进行变革，就是丢了列祖列宗的脸面。甚至即使路易十六有变革的想法，那么他的家族也绝不会允许他这么做。在当时，君主制所依赖的古代世袭等级，贵族和教士的权势几乎与国王本人有同等的地位。表面上看，路易十六好像每次都屈服于议会的命令，但实际上那都是他迫不得已的策略，并且他是企图赢得时间、东山再起的。在发现天然防卫不起任何作用之后，路易十六孤注一掷，只好求助于外国的势力了。

奥地利，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法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对于国王，特别是王后来说，他们对奥地利可能给予的援助却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面对国王的求助，即使奥地利不温不火地表示同意出手相助，但这种承诺的背后就是意图得到巨大的回报。

俱乐部的民众领袖们发现议会中保王派仍然有着很大的势力，于是，他们再次发动群众来反对它。在群众的支持下，他们发起了一场请愿活动，强烈要求议会召集一个新的选举机构，并以此来审判路易十六。

无论如何，制宪议会还是忠于国王的，面对越来越强烈的革命煽动性，制宪议会感到不妥，于是决定反击民众的这种行动。国民自卫队在拉法夷特的指挥下，一个营的军队开进马尔斯广场，使用暴力驱散了聚集在那里的群众，结果造成了50人的死亡。

虽然议会势单力薄，但它并没有坚持微弱的抵抗。由于它对民众有着很强烈的畏惧之心，所以对国王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傲慢，不断剥夺国王的特权和权力。现在国王处境十分窘迫，他竟然可怜得像一个小小的公务员，必须依据别人的意志行事。

议会很期待自己可以行使从国王那里抢夺来的权力，但是由于自身能力的不足，难以完成这样的使命。所以，权力的分散导致议会的虚弱也是必然的，米拉波说：“最可怕的莫过于由600个人来行使主权了。”

议会曾经宣称能够集中国家的一切权力，并像路易十六那样行使这些权力。但是，时间不长，议会就变得举步维艰了。

随着日渐削弱的议会威信，无政府的混乱却在悄悄蔓延着。民众领袖不断地煽动民众，受到蛊惑的暴民引起了大面积的骚乱和起义，并终于获得了国家唯一的权力。代表们嚣张而专横，议会每天都要受到代表的强烈冲击，代表们时而提出要求，时而发出威胁，对此，议会毫无招架之力。

出于对群众运动的恐惧，束手无策的议会只能低眉顺耳。而实际上，所谓的群众运动并不是群众自发进行的，而是由一小撮人煽动的，群众运动仅仅标志着一股新势力正在逐步登上法国的政治舞台，这股新势力即为与议会并行存在的俱乐部和巴黎公社。

雅各宾俱乐部在这些俱乐部中最有势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它迅速地在法国建立了超过500个直接听命于总部的支部。雅各宾俱乐部在整个大革命期间一直占据着优势。因为议会听从雅各宾俱乐部的指挥，因而实际上他们也是法国的主人。雅各宾俱乐部唯一的对手就是巴黎公社，但巴黎公社的权力范围仅限于巴黎。

在遭受失败的情势下，制宪议会变得非常虚弱，而且这次失败更使它声名狼藉，制宪议会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并感到自己的势力正在逐渐消失，因此，制宪议会决定加快速度制定出新的宪法以便能够自行解散。制宪议会的最后一项措施规定制宪议会的成员不得被选进立法议会，这项规定真是太幼稚了。这就是说，立法议会的议员将会失去他们前辈的经验。

1791年9月3日，制宪议会制定并完成了宪法，并于13日得到了国王的批准，这之前，出于某种需要，议会已经恢复了国王的权力。

制宪议会创建了一个代议制政府，国王行使行政权，并享有对议会法令的否决权，而立法权由民众选举的代表行使。新的部门分工取代了旧的行省制，并废除了关税，至今仍在实行的直接税和间接税取代了关税。

制宪议会推翻了旧的社会组织，结束了领土的四分五裂，于是它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拥有足以改造这个国家宗教组织的力量，制宪议会特别提到，神职人员应该由民众选举产生，并且不受到教皇的任何影响。

宗教斗争和宗教迫害一直持续到执政府统治时期，对教士的民事规定是造成这一切的起因，有三分之二的牧师对新宪法表示不能接受，他们甚至拒绝对新宪法宣誓效忠。

大革命在以制宪议会为象征的三年时间内取得的成果是极为可观的。大革命的首要成果就是财富正逐渐从特权等级向第三等级转移。正是基于这一点，引起了大革命的热情追随者为新制度辩护的兴趣，一场革命如果得到了既得利益者们的支持和拥护，那么，毫无疑问，它必然会产生异常强大的力量。无论是第三等级，还是购买了国有土地的农民，他们心里都非常清楚，一旦旧制度复辟必然会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从本质上讲，这些人对大革命积极辩护的目的仅仅是为他们自己的财富辩护，其自私之心可见一斑。

这就是我们会看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大革命的某些阶段会有大约一半的地区揭竿而起，全力反抗压迫他们的专制制度。共和党人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并能够战胜一切反对派，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因为他们在捍卫一种新的理想，同时也在捍卫新的物质利益。我们将会看到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贯穿大革命的始终，并且极大地促成了帝国的建立。

在对立法议会（The legislative session）的心理特征进行考察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曾在立法会议期间发生的政治事件。因为在立法议会的心理表现当中，这些政治事件自然而然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立法议会其实并不想完全推翻君主制，如果由他们来做决定的话，他们更乐意保留国王的权力，尽管国王的公信力很不足。路易十六对于法国的局势十分忧虑，他不断地向外国提出求助的请求，但是这位懦弱的国王能做的事情实在不多，他被软禁在杜伊勒里宫，他身边只有负责守护的瑞士侍卫，他孤立无援。路易十六只好大肆收买杂志，希望能压制反对的声浪，扭转舆论。可是杂志编辑们对群众的心里根本没有丝毫的了解，他们根本无法说服大革命的参与者，只能用绞刑架来恫吓群众，并对外宣称一支解救国王的军队即将入侵法兰西，仅此而已。

王室纷纷出逃，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外国宫廷身上，贵族们想方设法地移居国外。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纷纷向法国发出了战争的威胁，路易十六在暗地里也支持这三国的行动。面对三国国王的联合反法的局面，雅各宾俱乐部毫无畏惧，他们打算反击各国的联盟。于是，吉伦特党人连同雅各宾党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革命运动的领袖，他们动员群众武装自己以抵抗外国入侵，于是600万志愿者严阵以待。宫廷接受了一位吉伦特派大臣的加入，在这位大臣的操纵下，路易十六被迫向议会提出与奥地利作战的建议，这一建议很快得到议会的同意。

在对外宣战的决议并非国王自愿做出的，王后则偷偷地向奥地利透露了法国的作战计划及委员会的秘密决议。

战争刚开始时，法国的损失非常惨重，有几个纵队遭到敌方的突袭，军队一溃千里。此时，俱乐部在群众中不断煽动与说服，于是，巴黎近郊的人们都确信国王与外敌里应外合，起义就在雅各宾党人的领导下爆发了！丹东在6月20日向杜伊勒里宫递交了请愿书，在请愿书中，丹东提出了废黜国王的要求，随后，丹东领导一群人冲进杜伊勒里宫，对国王进行百般辱骂。就这样，路易十六一步步地走向自己悲惨的结局，雅各宾党人对国王的威胁很快传到地方，并引起许多地方人们义愤填膺，与此同时，人们获悉一支普鲁士军队已经到达洛林前线。

国王和王后对外国支援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对奥地利与法国人的心理持有一种非常严重的错觉。在亲眼目睹法国人被一些狂热者所震慑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就同样认为可以非常容易地恫吓巴黎人，通过威胁恫吓重新树立国王权威，并使得民众对国王的权威产生敬畏。于是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授意下，费逊公布了不伦瑞克公爵的宣言，该宣言威胁道：“假如王室受到任何侵扰，巴黎将会遭受到极大的威胁。”

然而，不伦瑞克的这项声明非但没能实现其目的，反而造成了与其预期截然相反的结局，这项声明极大地引发民众对国王的强烈愤慨，国王被视为外国入侵者的勾结者，更加名声扫地，民众们强烈不满，路易十六注定要被拉上绞刑架。

在丹东的暗中操纵之下，一些地区的代表在巴黎市政府建立起一个起义者社团，该社团的成员逮捕了效忠于国王的国民自卫军司令，并敲响了警钟，装备国民自卫队，并且同平民一道冲进了杜伊勒里宫。路易十六招来的卫队如鸟兽散，很快他就变成了孤家寡人。国王身边仅有的瑞士侍卫和几个绅士基本上无一幸免，他孑然一身在议会中避难。群众强烈要求对国王进行审判，于是，立法议会宣布剥夺国王的权力，并等待未来的议会，也就是国民公会来对国王的命运做出裁决。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立法议会是一种特殊的构成，能像它这样深刻地反映政治集体特征的议会屈指可数。立法议会由750名代表所组成，这些人大多是政治新人，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律师和文人，此外还包括一小部分高级官员、牧师和几位科学家。如果按派别划分，我们可以将之分为顽固立宪保王派、共和派、吉伦特派、保王派和山岳派。

在当时，立法议会成员的哲学思想还不够成熟，其中许多人幻想如卢梭那样回归自然状态中。但和他们前任议会相同，每个人都对回忆希腊和罗马遗风轶事非常热衷，他们开口闭口离不开加图、布鲁图斯、格拉古、普鲁塔克、马可·奥勒留和柏拉图的名字；甚至当演说者想路易十六时，就直接将其称为卡尼古拉。立法议会的议员们在希望破坏传统方面非常具有革命性，但在主张回到遥远的过去时，又显得异常的反动。

立法议会的心理特征也就是制宪议会的特征，只是相对于制宪议会来说立法议会更加突出，立法议会的心理特征可以描述为：动摇、敏感、虚弱和胆怯。

动摇与敏感的心理特征使立法议会的行为总是出现反复：早上他们还在相互攻击争吵，晚上我们就能看到他们如兄弟般拥抱彼此；面对一场要求对那些请愿废黜国王的人进行惩罚的演说，他们为其热烈鼓掌，但是其实就在前一天，他们刚刚给一个要求国王下台的代表团授予议会的荣誉。

在面对威胁时，立法议会的胆小与懦弱表现得非常明显，尽管他们的所作所为带有保王色彩，但他们仍然投票同意废除国王的权力，并接受巴黎公社的要求，将国王及其家室软禁在丹普尔堡。

与制宪议会一样，立法议会由于其自身的软弱性，它不具备行使任何权力的能力，只得像木偶一样听从民众社团和俱乐部的支配，这些社团和俱乐部的领袖人物有很多，其中包括塔里安、罗西涅尔、马拉、埃贝尔、罗伯斯庇尔等人。

直到1794年热月为止，国家主要权力的中心一直是由起义者社团构成的，起义者社团的举动与曾经指控过的巴黎市政府有着惊人的相似。

当立法议会准备将路易十六囚禁到卢森堡宫时，正是起义者社团提出将路易十六关押到丹普尔堡塔楼的要求；也正是起义者社团将大批嫌疑犯投入监狱，随后下令将其处死。

据我们所了解的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就是，一伙大约由150名匪徒组成的团伙，每天领着24里弗的津贴，在几个社团成员的指挥下，仅仅在4天之内就让1200人人间蒸发了，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九月屠杀。巴黎市长佩蒂昂毕恭毕敬地迎接了这伙凶徒，并且热情地款待他们。对此，几个吉伦特党人提出了抗议，而雅各宾党人对此则缄口不言。

一开始，已经被吓破了胆的立法议会对大屠杀置若罔闻、三缄其口，甚至议会中几个较为有影响的代表，尤其是库隆和比约·瓦伦还纵容九月屠杀；当立法议会最后决定谴责他们时，却依然对他们的施暴行为没有采取丝毫的措施。立法议会已经意识到自己力量不足，在两星期后它自行解散，让位于国民公会。

尽管立法议会的初衷是好的，但它这么做无疑是灾难性的，最终将会造成出人意料的结果。作为人道主义者，立法议会纵容了九月屠杀；作为和平主义者，立法议会将法国推入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当中；作为保王党人，立法议会抛弃了君主制。立法议会的所作所为都表明，一个国家注定要毁在一个软弱的政府手里。

早期两个革命议会存续期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件，这一段历史再次向我们证明这些事件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这些因果关系构成了一连串的必然性的连锁反应，当我们选择其中的第一环，通常无法控制后面的环节。也就是说，当我们自由地做出一个决定时，通常无法预料它的结局。

制宪议会最初制定的措施是自发的、理性的，但随着事情不断发展，其后果却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的预见、意志和理性。

路易十六之死、大恐怖当道、旺代战争、旷日持久的断头台、无政府主义状态，以及继而发生的一个军人铁腕统治之下传统与秩序的恢复，如果能够回到1789年，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预测到这种局面的发生。

巴士底狱被攻占、凡尔赛被进犯、九月屠杀、杜伊勒里宫被袭击、瑞士侍卫被残杀及国王的垮台与入狱，我们从这些之前已经考察过的事实的背后，能够很容易看清影响群众及其领袖心理的规律。

目前，就让我们来深入了解一下群众的力量是怎样一步步逐渐加强，又是怎样战胜其他的所有力量，并最终取代它们的。

国民公会（The ConvenUon）的历史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它不仅为心理学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素材，而且也让我们知道无论是哪个时代的见证者，哪怕是紧随其后的继承者，对他们所经历的事件和他们周边的人都几乎没有办法形成准确的认识。

大革命自爆发以来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人们刚刚开始尝试对这一时期的人和事做出判断，虽然在这些判断当中仍然存在许多的疑惑和分歧，但已经比上一代人的判断要略显正确一些。

之所以能够判断得更加准确，是因为新的文献材料不断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供人们加以研究，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时期存在的种种神话般的传说已经逐渐返璞归真，人们终于可以认清它的本质。

大革命时期流传的所有神话传说当中，关于“国民公会之伟人”这样显赫称号的大人物的传奇应该是传播最为广泛的。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国民公会统治时期，对内要国内的王党叛乱，对外要抵抗欧洲君主的侵略。国民公会的所作所为令人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即超人或是像希腊提坦那样的巨人式的人物似乎才是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的英雄。

如果我们对这一时期的事件仍然没有完整而清晰的概念，从表面上看，“伟人”称号是正当的。仅仅是因为在国民公会统治期间，同时发生了国内的王党叛乱和抵抗欧洲君主的入侵，军队的成就被盲目地认为是国民公会的成就。军队成就的光芒掩盖了国民公会统治的阴霾，而且沦为恐怖时期大屠杀、国内战争的暴行及法兰西毁灭的辩护借口。

在敏锐而细致的现代批判洞察之下，每个扑朔迷离的异质性事件开始逐渐拨云见日，呈现在人们面前。共和国的军队依旧保持着其自身一直以来的威望，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即国民公会成员的全部精力都消耗在了内部的派系斗争上，对军队的胜利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最多也不过两三个公会的委员会成员对军队比较关注；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军队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其原因除了军队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和年轻将领具有卓越的才能之外，还源自一种新的信仰所激发出来的无限热忱。

在后面章节中有关革命军队的专门论述，在那章我们将看到军队是怎样在欧洲战场上一展所长、大显神通的。自由、平等的思想是军队取得节节胜利的动力所在，在这些思想的带动下，军人们奔赴前线，并在前线滞留了很长的时间，但军队却能始终保持着一种与政府截然不同的高昂的精神状态。对政府的精神状态，最初军队是没有任何了解的，但是到后来却发生了变化，变得极为鄙视。

实际上，国民公会成员与军队获胜之间没有丝毫联系，这些成员的行动仅仅限于依照领袖的指令，匆忙之间制定法律，而这些领袖们则一直声称法兰西能够通过断头台来重获新生。

然而，恰恰是凭借这些英勇无畏的军人，将国民公会的历史塑造成一部神话，并使得几代人都对国民公会产生宗教般的崇拜和敬畏之情，以至于直到今天都还余音不绝。

在今天，如果我们深入细致地剖开国民公会那些“伟人”们的心理，那么就会发现他们的声誉毫无价值可言。通常来说，那些所谓的“伟人”没有任何可以值得夸耀的地方，即便是曾经热衷于为他们进行辩护的奥拉尔也不否认这一点。

人们都认为从1789年到1799年的那一代人是天才的一代人或是空前绝后的一代人，因为他们完成了伟大而令人震惊的事业。然而实际上，这完全是人们的一种错觉，无论是在所接受的教育程度上，还是才智上，成立市政公社的市民及雅各宾俱乐部等全国性团体的成员和对大革命产生巨大影响的那些人似乎并不比路易十五时代或路易·菲利普时代的法国人更优秀。才华横溢的那些人士直到今天仍然被人传颂，那是因为这些人出现在巴黎的舞台的缘故呢？还是因为这些人是各种革命议会中最雄辩的演说家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米拉波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天才，至于诸如丹东、罗伯斯庇尔、维尼奥等其他人是不是比我们今天的演说家更才华出众呢？1793年被称为巨人的年代，罗兰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法兰西的精英仿佛都已经消耗尽了：在这场革命中，他们的消逝的确让人感到惊讶；除了侏儒之外几乎看不到什么优秀的人物。”

我们对国民公会的单个成员进行分析之后，再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可以说不管从才智、品德方面，还是从勇气上来说，国民公会都显得如此平庸。任何一个群体都不会表现得这样怯懦，他们只有在演讲中，或是危险尚未降临之前拥有一些勇气，除此之外，毫无勇气可言。在谈到国王时，国民公会是桀骜不驯、盛气凌人、目空一切的，但本质上，他们是有史以来最懦弱、最顺从的政治集体了。国民公会懦弱、顺从的一面非常明显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对于俱乐部和社团的指令从不违背、百依百顺，面对天天冲击公会的民众代表胆战心惊；面对暴动者提出的要求，非常驯服甚至可以向他们交出自己最优秀的成员。国民公会的所作所为将一幅可悲的场景展现在世人面前：在民众的指令下，国民公会投票通过的法令真是荒谬至极，以至于到一等他们离开大厅就必须废止的程度。

1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上帝的形象是精神产生的根源，如果上帝的形象一分为二，且对人类产生显著影响的话，那么上帝的这种分裂就会深入世界政治中去，进而产生补偿现象。

恐怕没有哪个议会能像国民公会一样表现得如此懦弱，我们只需要看看国民公会，就能明白一个大众政府可能堕落到什么程度。

建立一种坚定的革命宗教无疑是国民公会的重要工作。于是，人权、自由、平等、自然、社会契约、对暴君的憎恨及民众主权等复杂调的要素结合在一起，糅合成了革命教义，现在看来，这些革命教义中有很多并不协调的因素，但这教义在它信徒们的眼里，却是如同福音书。一些信徒被新的真理俘获了：他们手握某种权力，并最终和世界上的一切信徒相同，试图以武力的方式强制推行自己信奉的真理；他们对异教徒的观点和意见置若罔闻，并认为异教徒被消灭是其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正如我们在宗教改革时期看到的一样，一切虔诚的宗教都会对异教徒心生仇恨，并试图将其消灭，因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雅各宾宗教的种种不宽容行为了。

因此国民公会也并非铁板一块，雅各宾党人总是猛烈地攻共和党人，尽管两者的信仰几乎完全相同。对此，我们无须感到惊讶，因为我们从宗教改革的历史中可以看出，相同信仰的两个分支之间总是存在着非常尖锐的矛盾。

一般来说，新的信徒对布道总是满怀热忱。为了使外省的民众向新教皈依，在武力的拥簇下，他们往那里派遣了很多虔诚的信徒。拥有新信仰的检察官对谬误态度坚决、一点都不含糊，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说的：“对所有反对它的事物，共和国都绝不容忍”。假如一个国家拒绝获得新生又会怎样呢？不管它是否愿意，它都必须再生。卡里埃曾说：“如果我们不能依据自己的意志去改造法兰西，那么我们就要将它毁灭。”

雅各宾主义的政策非常简单，是由新的信仰所产生的。其内容就是在一种不容忍存在任何反对意见的专政的指导下，实现一种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统治法国的理论家们对经济规律及人的真实本性一类的充满了关于自然、民众、暴君、自由、理性等抽象的东西，就像许多充满气体的大气球一样，一旦升到高空就会顷刻间破裂。

从本质上说，雅各宾党人所持的就是一种绝对的专制理论，他们认为，拥有最高主权的国家必须得到绝对的服从，完全没有必要与地位和财产上基本平等的公民进行讨论。

他们给自己赋予了非常多的权力，这令他们之前的历代、行使特权的君主们都望尘莫及。他们完全掌控了商品的价格，并鼓吹自己有这样一种权力，即对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可以任意处置。

对于革命信仰的再生功效，他们怀着坚信不疑的信念，以至于他们在对君主们宣战之后继而对上帝宣战。他们运用全新的历法，并抹去历代圣人的名字。他们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上帝——理性之神，并在巴黎圣母院的“圣处女”祭坛上举行盛大的崇拜庆典活动，在很多方面，其仪式都与基督教不相上下。这一祭祀一直持续着，直到罗伯斯庇尔用一种私人宗教将其取代为止，罗伯斯庇尔将自己任命为这一宗教的大主教。

雅各宾党人及其信徒作为法国唯一的主人拥有绝对权力，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全国范围内抢劫，尽管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是多数派。

对于雅各宾党人及其信徒的数量，我们无法得知他们准确的数字，只是知道他们的人数并不多。根据泰纳的估计，在整个法国范围内，约有30万雅各宾党徒；在巴黎70万居民中约有5000名雅各宾党徒；而在贝桑松的30万居民中约有300名雅各宾党徒。可谓“一种小型的强盗封建制度统治着一个臣服的法国”，用泰纳的话来讲，尽管雅各宾党徒的人数不多，但却足以控制整个法国，究其原因不外如下：第一，他们的信仰赋予了他们一种极为强大的力量；第二，他们充当政府代表的角色，而几个世纪以来，法国人对于这些发号施令的人一直都是驯良地臣服；第三，人们愚昧地这样认为，如果将他们推翻将直接导致旧制度的复辟，这是许多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同时，许多国有土地的购买者对此更是感到恐惧。因此，只有他们的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民众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如此之多的地方起来反抗他们。

在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当中的第一个要素极为关键，即在强势信仰与弱势信仰的冲突和对抗当中，一般情况下胜利总是倾向于强势信仰。因为由一种强势信仰所衍生的强大意志压倒由弱势信仰衍生的微弱意志，是很自然的事情。雅各宾党人最终的垮台就是咎由自取，因为他们的暴力激起了不计其数的微弱意志聚合在一起进行反抗，这些微弱意志如果凝聚起来，其力量也是异常巨大的，进而就会超过雅各宾党人的坚强意志。

遭受雅各宾党人残酷迫害的吉伦特党人实际上也有着极为坚定的信仰，然而在后来的斗争当中，他们被所受的教育所束缚，它要求吉伦特党人克制自己坚定的信仰，并学会尊重某些传统和他人的权利。而吉伦特党人的这些犹豫在他们的对手雅各宾党人看来，根本不是问题。

“吉伦特党人的情感”，埃米尔·奥利维尔写道：“多半是宽容而细腻的；而雅各宾暴徒的情感则是低劣的、卑鄙的、残忍的。‘超人’马拉的声誉与维尼奥几乎不可相提并论。”

一开始，吉伦特党人凭借着卓越的才能和雄辩的口才在国民公会中占据了优势地位，但很快他们就在山岳党人面前败下阵来。那伙不值一提的狂热分子，非常善于活动，并深知该怎样煽动平民大众，以引发他们的激情。在给人的印象方面，国民公会是暴力的，而不是理智的。

从一般角度来说，一般议会除了具有普遍的特征之外，每一种议会还会因受环境与时事的影响，从而形成一些比较鲜明而个性的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任何一个具体议会的独特精神面貌。可以说，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展现给人们的大部分引人注目的特征，以一种集合的形式集中在一起，并再次体现在国民公会身上。

大约750名代表组成了国民公会，这些成员当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曾供职于制宪议会或立法议会。为了保证自己的党派能在选举中胜出，雅各宾党人对国民公会的选民进行恐吓，直接导致了700万的选民中的600万选民选择了弃权。

从职业上看，国民公会成员涵盖的范围不大，其中包括许多律师、公证人、法官、法警、退职官员及几个文人。由于国民公会成员的精神状态并不是同质的而是各具特色，这样一个由特征各异的个人所组成的议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四分五裂为几个小群体。于是，在国民公会的早期就形成了三个派别，即吉伦特派、山岳派和平原派。原来存在的立宪君主派已经退出政治舞台。

在议会中，吉伦特派与山岳派是典型的两个极端代表，他们各自拥有大约100名成员，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为领袖人物。库通、埃贝尔、艾罗·德·塞舍尔、丹东、卡米尔·德穆兰、马拉、科洛·德布瓦、比约·瓦伦、巴拉斯、圣茹斯特、弗楔、塔里安、卡里埃、罗伯斯庇尔等人都是最激进的成员，都属于山岳派；而布里索、佩蒂昂、孔多塞、维尼奥等人则属于吉伦特派。另外的国民公会中的500名议员，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所谓的平原派。

在国民公会中，平原派是一个随波逐流的政治群体：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主见，胆小懦弱，犹豫不决；他们随时凭借自己的冲动行事，并且总是因为一时的激情而失去控制；他们对吉伦特派与山岳派中较为有力的一派百依百顺、言听计从。他们见风使舵，在吉伦特派执政时期支持吉伦特派，当山岳派战胜了吉伦特派之后，他们又听命于山岳派的领导。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规律的自然结果，在这里得到了最直接的证明，依据这一规律，弱者服从较强意志的支配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在国民公会统治时期，那些伟大的操纵者对人们产生的影响表现得最为突出。通常是暴戾而狭隘的少数人制约着国民公会，因为这些人强烈的信念赋予他们自己无比强大的力量。

事实证明，胆小懦弱、优柔寡断、见风使舵的多数人总要受残忍而大胆的少数人的支配，这些事实有助于我们理解在所有革命议会中所观察到的一个永恒趋势，那就是它们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极端。可以说，国民公会的历史再一次验证了我们在另一章中所研究的加速度规律（the law of acceleration）。

所以，国民公会的议员们从温和一步一步地走向暴虐，最终走向自相残杀，这或许是一场宿命。在一开始领导国民公会的180名吉伦特党人当中，就有140人被处死或被流放；最后，最狂热的罗伯斯庇尔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他仅以一己之力，成功地控制了这群胆小如鼠的如奴仆般温顺的代表们。

当然，在平原派这500名代表中大多数人尽管没有自己的政治主见，喜欢随波逐流，但其中不乏才智卓越和富有经验之士，实际上，在国民公会中承担实际工作的技术性委员会都需要从平原派中征募委员。但平原派的成员多多少少都对政治表现出满不在乎的状态，他们一板一眼，不抢风头，更不希望有人对自己表示出特别的关注。这些人封闭自我，甚至在委员会中也很少在议会中抛头露面，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国民公会召开会议时往往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代表出席会议。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局面，这些能干而诚实的议员在性格上优柔寡断、异常软弱，恐惧的心理时刻支配他们的行为，面对暴虐的主人在会议上提出的那些无比糟糕的措施，他们通常都是投赞成票。

软弱的平原派议员们对强制他们接受的一切措施，如建立革命法庭、推行恐怖政策等，毫无意外地都投了赞成票，也正是在他们的协助下，在政治斗争中，山岳派最终战胜了吉伦特派，而罗伯斯庇尔顺利地清除了埃贝尔派和丹东派。和普天下所有孱弱无力的人一样，平原派总是伴在强者左右。虽然平原派的这些文质彬彬的慈善家们构成了国民公会的主要部分，但因为他们的胆怯、软弱，反而促成了国民公会令人震惊的暴行。

可怕的恐惧是盛行于国民公会中的一个心理现象，这点值得我们关注。正是由于这种异常特殊的恐惧心理，使得人们彼此怀疑、诚惶诚恐：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最妥当的做法就是先砍掉他人的头颅。

对于这样一种恐惧心理，我们当然很容易解释：议会上，民众领袖不断地叫嚣与喧哗，时刻都会出现手持长矛、傲慢粗鲁的家伙破门而入，不幸的议员在这样的环境中参加议会，加剧了他们心中的恐惧，因此大多数议员不敢再出席会议。即使偶尔也会参加会议，他们也都是在山岳派的威胁下顺从地进行投票，虽然这些人只占议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但实际上，山岳党人自身也满怀着深深的恐惧，只是他们很少将这种恐惧表现出来而已。山岳党人不断铲除异己，不仅仅是因为狭隘而狂热的党派之争，在多数情况下，还在于他们确信自己的生存已经受到了巨大的威胁，这使得他们内心感到无比恐惧。革命法庭的法官们同样也在瑟瑟发抖，其实他们并不想宣判丹东、卡米尔·德穆兰的遗孀及许多其他人有罪，但当时的他们已经是骑虎难下、迫不得已了。

然而，在国民公会头顶高悬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还是罗伯斯庇尔成为唯一主宰者产生的阴影。罗伯斯庇尔的一个眼神使他的同僚们脸色苍白、诚惶诚恐，在他的同僚们的脸上只会看到“惊惧的苍白和绝望的呆滞”这种表情。

每一个人都对罗伯斯庇尔充满了恐惧，与此同时罗伯斯庇尔也惧怕所有的人。正是因为罗伯斯庇尔害怕人们会反对自己的阴谋，因此他砍掉了人们的脑袋；也正是因为恐惧心理的存在，其他人对罗伯斯庇尔的暴行只好默默忍受。

从国民公会议员的回忆录上，我们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他们对这段黑暗时期所保留的记忆。泰纳说，经过20年之久的沉默，巴雷尔对救国委员会的真正目的和隐秘想法进行了如下回答：

“当时，我们的内心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自我保护；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在当时的环境中，我们的生命随时随地都在受到威胁、都有可能消失。所以，当你砍掉他人的头颅之后，就不必担心他会把你拉上断头台了。”

国民公会由始至终一直被俱乐部和巴黎公社的领袖们所控制着。俱乐部和巴黎公社对前两届议会的影响，我们已经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而在国民公会统治期间，俱乐部和巴黎公社的势力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庞大。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国民公会的历史实质上就是俱乐部和巴黎公社支配国民公会的历史，它们不但操纵议会，甚至控制了整个法国。除了巴黎，众多外省的小型俱乐部在巴黎俱乐部的指示下对地方官员进行监督，并惩治嫌疑犯，执行所有的革命命令。

一旦俱乐部和巴黎公社决定实行某些举措时，就会向议会施加压力，于是，议会就被迫当场投票通过俱乐部和巴黎公社决定采取的措施。对于俱乐部和巴黎公社的提议，如果议会稍有不从、略有，它们就会派出武装代表与议会相抗衡，而这些所谓的武装代表，实质上就是由平民中那些渣滓充当的武装团伙。因此，俱乐部和巴黎公社传达的指令总能使议员们无条件地服从。巴黎公社对自己的势力有着强烈的自信，只要他们不喜欢哪个议员，他们就直接要求国民公会将其扫地出门。

构成国民公会的成员通常都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而构成巴黎公社的成员则多数为小店主、佣工及手艺人，这些成员没有主见，也没有自己的见解，几乎是在他们的领袖丹东、卡米尔·德穆兰、罗伯斯庇尔等人的支配下行事。巴黎公社的成员在他们领袖的操纵下总是在俱乐部和起义者公社这两股势力中游离不定，在巴黎起义者公社所行使的权力更大，因为它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革命军队。国民自卫队虽然只接受了48个委员的命令，但这些委员却要求他们杀人、洗劫，并且抢劫是排在第一位的。

巴黎公社在巴黎实施的是非常恐怖的。例如，一个名叫夏拉朗东的皮匠接受了巴黎公社的任命，他的工作内容就是对首都的部分地区实施监控，这一职责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被视为嫌疑人进而被送上革命法庭，并由此断送自己的性命。基于这样的权力，巴黎某些街区的人口几乎被他全部杀光了。

在巴黎公社实施之初，国民公会曾经试图与巴黎公社进行微弱的斗争，但仍然于事无补。双方冲突的高潮是一个事件，即国民公会想逮捕巴黎公社的朋友埃贝尔，巴黎公社当然要予以营救和保护，于是巴黎公社立即派出武装代表对议会进行威胁，并要求议会将提出该项提议的吉伦特党人驱逐出议会。然而，国民公会拒绝了巴黎公社的提议，于是，巴黎公社于1793年6月2日依据昂里约的命令，向议会派出革命武装，将议会团团围住。面对革命武装，议会十分惊恐，于是在恐惧之下，议会不得不将27名议员驱逐出议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议会作出驱逐决定之后，巴黎公社随即派了一个代表团，对议会的屈服表示祝贺。

国民公会在吉伦特党人垮台之后就已经完全沦为了巴黎公社的传声筒。为了配合革命法庭和断头台，巴黎公社下令招募一支革命军队；为了惩治嫌疑犯，巴黎公社的这道法令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贯彻。

直到罗伯斯庇尔垮台以后，国民公会才力图从雅各宾党人和巴黎公社的束缚当中挣脱出来：国民公会关闭了雅各宾俱乐部，并处死其首要分子；但此时的国民公会实际上也是自身难保，即将不复存在。

虽然国民公会采取了对付雅各宾党人和巴黎公社的措施，但是民众领袖们仍然没有停止对平民的煽动，以此对国民公会发起攻击。在共和三年芽月和牧月，国民公会再次受到武装代表团的围攻，武装代表团甚至成功地胁迫国民公会通过一项旨在重建巴黎公社的法令，并召集新一届的议会，在起义者撤离之后，国民公会迫于压力立即废除了那项措施。由于对自己的恐惧和屈服感到耻辱，于是国民公会召集军队解除了巴黎近郊的武装力量，并将近1万人拘押起来，处死了发动起义的26名领导者，将与暴动有关的6名山岳派议员送上了断头台。

然而，国民公会的反抗犹如螳臂当车，并不能起到多大作用，即使摆脱了俱乐部和巴黎公社的控制，但随后它又被迫对救国委员会俯首帖耳，对救国委员会拟订的法令甚至不进行讨论就全票通过，这样一来，国民公会又变为救国委员会的传声筒。

“完全可以这样说”，威廉斯写道，“欧洲所有的君主和国王都被国民公会推翻了，但国民公会自己却沦为一小撮唯利是图者的奴隶。”

1792年国民公会宣布成立共和国政体，并颁布法令废除君主制。在当时这项法令并没有获得多少支持。很多议员对国民公会的行为存有疑虑，因为当时外省都属于保王派的，这些人心里都很清楚。但国民公会坚信这样的宣言能够将法国改造成为一个文明的世界，制定并推行一种新的纪元方式和历法，这种纪元的第一年，标志着一个受理性统治的世界的黎明即将来临。对路易十六的审判拉开了国民公会的序幕，但这一行为也并非国民公会的意图，而是来自于巴黎公社的指令，尽管大部分国民公会的议员并不希望这么做。

吉伦特派是国民公会中相对温和的派别，实际上，吉伦特派一开始就占据了国民公会的主导地位。国民公会的主席和秘书都是从吉伦特派中选举出来的，在这一时期，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中还只有很小的影响力，在主席选举中他只获得了6票，而佩蒂昂则获得了235张选票。在国民公会初期，山岳派只有非常微弱的影响力，之后他们的权力才开始逐渐增长。在山岳派手握大权时，温和派的议员在国民公会的地位已经荡然无存了。尽管山岳党人是少数派，但他们还是找到了一个逼迫议会将路易十六交付审判的办法。确定对国王进行审判是山岳派与吉伦特派斗争中获得的一大胜利，也是对所有国王的谴责，这一事件标志着新旧秩序之间的彻底决裂。山岳派圆滑地耍弄政治手腕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国民公会收到铺天盖地般来自外省的要求审判国王的请愿书，同时，巴黎的起义者公社派出一个代表团也向国民公会提出了审判国王的要求。依据大革命时期所有议会的一个共同特征，对此，国民公会屈服于威胁，做出完全违背自己愿望的事情。对于这些要求，国民公会的议员们不敢进行丝毫，只得做出审判国王的决定。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吉伦特党人并不希望处死国王，可是一旦许多威胁汇集在一起，他们出于恐惧就投了赞成票。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甚至连路易十六的堂兄奥尔良公爵都和吉伦特党人一起投了赞成票。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如果他泉下有知，那么他能够看到，在这些软弱的吉伦特派议员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成员将追随自己，走向断头台。

1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蕴含着解决办法，也可以认为它是由潜意识和意识各种因素混合而成。宛如一张纸币，虽然被撕成了两半，但仍然可以拼凑成完整的纸币。

即使从纯粹功利的角度来分析，处死国王也是大革命的一大败笔。因为处死路易十六直接造成了国内战争和欧洲的武装干涉；即使在国民公会内部，也引起了各种派系之间的攻伐，并最终造成了吉伦特党人的被清洗和山岳党人的获胜。

国民公会在山岳党人的影响下通过的措施到最后变得无比暴虐，以致有60个地区爆发了叛乱。如果不是因为保王党人参与叛乱，使人们对旧制度的复辟心怀恐惧，那么这场由被放逐的国民议员们所领导的起义可能就获得了成功。实际上，在土伦，起义者们就高呼路易十七的名字。自此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战争持续不断。战争进行得异常残酷，甚至殃及老人、妇女、儿童；村庄、谷物都被洗劫一空。仅在旺代一地，就有大约50万人到100万人因战争而被杀。

紧随国内战争而来的就是对抗欧洲武装干涉的对外战争。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之下，雅各宾党人企图通过制定一部新的宪法来使这种矛盾得到缓解。因为所有的革命议会都保持这样一个传统，即相信法律的神奇力量。在法国，这个信念从来没有因为实践的失败而动摇过。一位伟大的仰慕大革命的朗博德先生这样写道：“支撑着国民公会事业的是一个坚定的信仰，它深信一旦将大革命的原则制定为法律，那么它的敌人就将毫无办法，甚或改变想法；正义的降临将会使一切叛乱得到平息。”

在国民公会存续期间，先后曾经起草过两部宪法，1793年宪法或共和元年宪法和1795年宪法或共和三年宪法。但1793年宪法一直没有付诸实施，因为它没多久就被一种集权专政所取代；1795年宪法则是在督政府时期制定的。

在国民公会中，律师和行政官员出身的议员占大多数，他们马上意识到一个庞大的议会无法充分行使政府的职能。于是，不久之后，国民公会就被划分为若干个小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彼此独立存在，如财政委员会、商业委员会、立法委员会、农业委员会及艺术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向议会提交法案时，一般议会闭着眼睛就投票通过了。

幸亏有了这些独立的委员会，才使得国民公会的工作不至于遭到彻底破坏。他们提出了许多十分有效的议案，如建立一些重要的大学、确立度量衡公制等。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议会的大多数成员都试图在这些委员会中寻求庇护，以躲避对围绕在他们周围使他们有性命之忧的政治冲突。

在国民公会中，救国委员会位于这些与政治没有多大关系的事务委员会之上。1793年4月，救国委员会成立，当时有9名成员。最初，救国委员会由丹东领导，同年7月改由罗伯斯庇尔领导，之后，罗伯斯庇尔逐步把持了政府的全部权力，甚至包括发号施令的权力。虽然委员会所通过的是比较明智、有效的法案，甚至构成了国民公会的不朽事业，但是全体议员在代表团的威胁下通过的那些法案则显得极为荒谬。

这些荒谬的法案与国民公会自身的利益或公众的利益不存在任何关系，其中包括1793年9月通过的最高限价法令，这部法令试图固定日用品的价格，但却造成了日用品的持续短缺；此外，还有毁坏圣丹尼的王家墓地、审判王后、大规模焚毁旺代、建立革命法庭等诸多荒谬的法案。

在国民公会时期，政府采取的主要就是恐怖政策，大恐怖始于1793年9月，持续了长达6个月的时间，直到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为止。虽然某些雅各宾党人曾经建议在审判时尽量温和一些，但这么做就是徒劳，这项建议的唯一结果就是提议者被处死。然而，正是公众的厌倦情绪最终导致这一可耻阶段的终结。

随着国民公会内部派系斗争的持续不断及趋于极端的倾向，把曾经在国民公会里呼风唤雨的重要人物都给吞噬了，但到最后，它却被罗伯斯庇尔独自操纵了。就在国民公会把法国搞得兵荒马乱、备受欺凌之际，在外围，法国军队取得了胜利，他们攻占了莱茵河左岸、比利时和荷兰，并且得到《巴塞尔和约》的认可。

必须把军队的工作与国民公会的工作完全区分开来，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明确地指出，并且我们后面还要提到这个问题。那个时代的人很容易理解这—点，但是，今天的人却常常忽视这一点。

当1795年国民公会被解散的时候，它早已引起了民众普遍的怀疑。由于长期充当民众奇思怪想的牺牲品，国民公会非但没有使法国恢复安定，反而把法国推进了无政府状态的深渊。瑞典驻法国临时代表德林克曼男爵在1799年7月曾写过一封书信，在信中他恰当地概括了人们对国民公会的普遍看法：“我希望不要有哪个民族再像法国那样，自她自由以来，一直为她统治的那些人所统治，他们简直无异于残酷而低能的无赖。”

国民公会在解散之前起草了一部新宪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共和三年宪法，这部先发被用来替代1793年宪法。新宪法规定，由所谓元老院和众议院分享立法权；督政府行使行政权，督政府的执政官由元老院根据500人的提名进行任命，每年以选举的方式更换其中的一个人。它特别规定新的议会中应有三分之二的成员是从国民公会的议员中选出的，这项措施的效果微乎其微，只剩下10个部门仍然对雅各宾党人效忠。

而为了避免保王派当权，国民公会做出了将所有的流亡者永远驱逐出境的决定。但是共和三年宪法的公布没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没能平息平民的暴动，事实上这部宪法并没有起到什么正面作用。在1795年10月5日最重要的一次威胁国民公会的暴动中，起义领导人甚至对议会动用了一支正规武装。面对这样的挑衅，国民公会忍无可忍，最终决定反击，国民公会召集了军队，并将指挥权交给了普拉斯。

拿破仑受命承担了这次的任务，他就此开始崭露头角。在拿破仑的指挥下，军队的行动迅捷有力。圣卢克教堂附近硝烟弥漫、炮声隆隆，最终，起义者被军队击溃、四散而逃，起义者当中的几百人当场被击毙。

在这次行动中，表现出国民公会还很不习惯雷厉风行的作风，但这完全得益于军事上的神速，因为就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议会甚至还在准备百依百顺地听命于起义者派出的代表。

就像前文所说的，革命原则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新的宗教信仰。革命者作为人道主义者总是充满热情地鼓吹自由和博爱，然而，他们与许多宗教相同，在其学说与实践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事实上，无论什么自由都没有被容忍，很快博爱也被狂热的屠杀所取代。

一切信仰的不宽容是造成原则与行为相背离的根源，一种宗教也许充满了自制精神和人道主义，然而，宗教的信徒却总是试图通过武力强加于人，于是，就产生了暴力。

因此可以说，大革命的暴行是一种宗教新教义在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法国宗教战争、宗教裁判所、南特赦令的废止、龙骑兵对新教教徒和对詹森教派信徒的迫害等，这些大恐怖的行为都同属于一个家族，其心理根源是相同的。

其实，路易十四不是一个残酷的暴君，然而，在信仰的驱使下，路易十四先后射杀了数量众多的新教徒并放逐了一部分人，并将数量多达几十万的新教徒驱逐出法国境内。

信徒们采取迫害手段的根源并不是他们对异教徒的恐惧，在路易十四的时代，新教徒和詹森派教徒没有丝毫危险可言。因为心灵上的义愤导致了不宽容，因为深信自己掌握着绝对的真理，所以对于那些否认这些真理，必定不会按照良善的信仰行事的人，没有办法保持宽容。当一个人拥有强大的力量来去除谬误、坚持真理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会容忍谬误的存在呢？

这种心态在各个时代的信徒身上都有所体现，后者当然也一样，坚信自己掌握了绝对的真理，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些真理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它们的胜利必然能使人类重获新生。这样一来，他们对待自己的对手会比法国的教会与国王对待异教徒更为宽容吗？答案显而易见，是否定的。

我们必须承认，所有信徒都视恐怖为一种必然的手段，因为从一开始宗教法典就是建立在恐怖的基础之上的，信徒们为了强迫人们遵守，试图以威胁恫吓他们。

信仰雅各宾的信徒们的行为与他们的前辈毫无二致，如果再次发生同类事件，我们将看到这样的结局，就是同样的行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如果一种新的信仰明天获得了胜利，那么它将会采用这样的布道方式，即类似于宗教裁判所和大恐怖的。

然而，如果我们把雅各宾派的恐怖政策仅仅看作是一种宗教运动的结果，我们就没有办法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许多人的利益依附于一种信仰并聚集在信仰的周围，而这种信仰来自于获胜的宗教。尽管大恐怖行为是由几个狂热的信徒指挥的，但是除了这少数几个虔诚皈依者之外，还有一群数量众多并只想从中谋取利益的人，这些人忠诚地追随在几个领导者身边，其原因不是别的，只是这些领导人允诺他们可以享受掠夺的成果。

“大革命时期的暴徒，”索列尔写道，“之所以依附于恐怖政策，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的权力，而这是其他任何手段都不能实现的。他们实行恐怖政策是为了拯救自己，以确保自己的利益，但在事后他们却声称自己的动机是为了挽救国家：当恐怖还没有成为一种制度时，仅仅是一种统治的手段；而实际上，制度只不过是使手段合法化罢了。”

埃米尔·奥利维尔在其关于大革命的著作中对大恐怖做出这样的结论：“首先，大恐怖可以说是一场暴动，一场披着合法外衣的抢劫，一场聚集了多种罪行的规模庞大的盗窃。”对此结论，我们完全同意。

大恐怖阶段，最为恐怖的结构就是革命法庭（The Revolutionary Tribunals），除了巴黎外，革命法庭几乎遍布整个法国。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革命法庭的建立者丹东最终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历史学家写道：“法国当时共有178个革命法庭，其中40个是巡回法庭，这些大大小小的法庭拥有绝对的权力，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愿意它们就可以宣布在宣判地执行死刑。从1793年4月16日到共和二年热月9日之间，巴黎的革命法庭处死共计2625人；在奥林奇小镇一地，经外省法官们的审判，有331人被送上断头台；在阿拉斯市，革命法庭处死了299名男子和93名妇女……在里昂市，那些革命专员们批准了1684宗死刑……将这些数字全部加起来大约是17000人，其中有1200名妇女和一些年过80的老者。”虽然法国的革命法庭仅仅对2625人宣判了死刑，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全部的嫌疑犯在9月就已经被草率地处决了。

事实上，巴黎革命法庭只是救国委员会手里的一种工具，刚开始，革命法庭还按部就班，并遵循一些法律，但很快这种形式就被取消了；甚至最后连质询、答辩、证据都不需要了，依据道德证据，也就是说以猜疑就可以定罪了，通常来说，法庭庭长只需要对被告提出一个问题即可。虽然如此，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富基埃-丹维尔提议将断头台设立在法庭内。

那些因党派之争而被捕的人一律被巴黎革命法庭送上断头台，并很快落入罗伯斯庇尔的手中，进而沦为血腥的工具。它的始作俑者——丹东——在走向断头台之前，曾公正地请求上帝和人类宽恕自己曾经帮助建立了这样一个法庭。

在革命法庭这里，无论是以卢茜娅·德穆兰的温厚，拉瓦锡的天才，还是以马尔泽布的美德，都不存在一丝怜悯可言，最终结果都是在劫难逃。“这些天才”，邦雅曼·贡斯当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1767—1830），法国文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近代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之一。说，“就这样被一伙最胆怯、最野蛮的人给杀害了。”

如果非要为革命法庭寻找理由，我们就需要回到雅各宾党人的宗教心理上，在精神上或目标上，这项工作都可以与宗教裁判所同日而语。那些为之供奉牺牲的人对自己是人类的救星的信念坚信不疑，因为他们是在异教徒，那些与自己信仰相异的敌人，并坚信这些信仰能够使地球获得新生。

在大恐怖时期，不只是特权阶级受到了惩罚。此外，有大约4000名农民和3000名工人也被推上了断头台。

今天，在目睹一桩死刑的执行时，我们常常会产生怜悯之情。有人由此设想，一次对如此之多的人处以死刑，人们对此会产生一种怎样的强烈的情感呢？但事实上，人们的思想是非常迟钝的，以至于最后都习以为常、满不在乎了。那时候的母亲们经常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刑场，并观看刽子手行刑，就如同今天她们带孩子去剧院看木偶戏一样。

杀人场景的日常化使人们变得对死亡置若罔闻。吉伦特党人在登上断头台时都极为平静，甚至高唱着马赛曲，好像自己是在攀登楼梯一般。

民众这种安分守己的状态源于习惯的法则，它可以使人的情感迅速钝化。亲眼目睹保王党人的起义，人们对断头台已经不感到丝毫的畏惧了。大恐怖一直在进行中，但人们却不再感到恐惧；只有在大恐怖尚未实施时，恐怖才是一种有效的心理策略。对于真正的恐怖来说，与其说来自它的实现，不如说来自它的威慑。

外省革命法庭宣判的死刑只能作为屠杀事件的一部分。在法国境内，革命军队烧杀抢掠，凶暴蛮横。历史学家记述了这样一组数据：在一个只有2000居民的小镇贝多因，就因为有人砍倒了镇上的自由树，于是，433座住宅被毁坏或焚烧殆尽，举目可见的尽是废墟，在这次事件当中，有16人被推上断头台，有47人被射杀；其余的人则被驱逐。这些人的生活退回到了原始状态——为了遮蔽风雨，只能在地上挖出洞穴。

而那些被送到革命法庭的人，命运只会更悲惨一些，对革命审判的谴责很快被压制。在南特，卡里埃根据自己的猜疑宣判这些人的命运，他将包括男子、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近5000人淹死或射杀。

热月政变之后的《政府通报》（MoniteilLr）上记录了这些屠杀的细节，在这里，我援引几则：

在攻占努瓦木提埃后，我亲眼目睹许多男人、妇女和老人被活活地烧死；一个十四五岁的遭后被残忍杀害；孱弱的婴儿被挑在刺刀上；从母亲身边拉开的幼儿被当场绞死。

同一期的《政府通报》上，一个名叫朱利安的人也提供了一份证词，朱利安说卡里埃强迫受害者自掘坟墓，然后将受害者就地活埋。1794年10月15日的《政府通报》上，刊载了蒂翁维尔人梅兰的报告，报告上刊载了这样一个事实：“勒德斯尼号”舰长接到指令，将41名受害者沉溺到海里，“在受害者当中，有一个78岁的盲翁，12名妇女，12名女孩和15名儿童，这其中6～10岁的儿童有10人，其余5个儿童还在吃奶”。

在对卡里埃的审判过程中（见《政府通报》，1794年12月30日），有人证明卡里埃还曾“下令溺死、射杀妇女和儿童，并且命令哈克索将军杀死旺代的全部居民，并将居民的住所焚毁”。

卡里埃是极其变态的，他从目睹受害者的痛苦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在革命法庭捕杀牧师的过程中，”卡里埃说，“每当看到牧师们垂死挣扎之前痛苦的表情，我就忍不住纵声欢笑，生平最快乐的事也莫过于此。”（见《政府通报》，1794年12月22日）。

为了配合热月政变，卡里埃成为被审判的对象；然而，在许多城镇都发生了大量的类似于南特屠杀的事件，在里昂富歇杀害了2000多人；而在土伦遇害的人数更是令人震惊，在短短几个月内，土伦的人口从29000锐减为7000。

公正地讲，这一群无恶不作的家伙们，之所以能够为自己辩护，是因为他们不断得到救国委员会的鼓励，卡里埃在受审过程中给出了这一证据：

“我承认”，卡里埃说（见《政府通报》，1794年12月24日），“每天枪毙150名或200名囚犯，但那都是委员会发给我的指令，我只不过是奉命行事，充其量我只是一个执行者。我回复国民公会说，成百上千的匪徒已经被击毙，他们对这样的数字非常赞赏，并命令将它载入公告。为什么原来这样做的代表们现在却对我这样愤慨激昂呢？当时为我的所作所为而拍手叫好，并让我继续执行任务，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那时的我是国家的救世主，而现在的我却俨然成了一个嗜血狂人？”

1我们过分屈从于这个荒谬恐惧：我们在根本上是完全无望的存在，如果人人都显现出其真实的存在，则一场可怕的社会大灾难将会接踵而至。

然而很遗憾，卡里埃不知道在他做出这番辩白的同时，国民公会还掌握在七八个人的手里，对于卡里埃的辩白，他们没有丝毫办法反驳。卡里埃被送上断头台无疑是咎由自取，但实际上整个国民公会也没法逃脱任何干系，他们应该一同被处死，因为是他们批准了屠杀的命令。

根据后来救国委员会找到的一些信件证实了卡里埃的辩白，信件中的内容始终督促那些“执行任务”的代表们积极采取行动。这些证据充分表明了大恐怖时期的暴行并非是少数几个人自发的冲动行为，其根源是一种机制。

在大恐怖时期，破坏欲望并不止于对人的毁灭，对无生命事物的破坏更为严重。真正的信徒总是喜欢打破偶像崇拜，一旦这些信徒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他们在消灭所有可以让人回忆起旧信仰的偶像、庙宇及象征物方面所表现出的热情如同消灭自己信仰上的敌人一般。

众所周知，迪奥多希皇帝改变信仰，转信基督教以后，首先做的就是摧毁了屹立在尼罗河畔的6000多座庙宇。所以，如果我们看到领导人攻击纪念碑和艺术作品的那个时代的遗迹时，一定不要感到任何惊奇。

手稿、塑像、镶嵌着彩色玻璃的窗户及金银餐具都被破坏的一塌糊涂，作为国民公会代表的富歇被派到涅夫勒时，他下令将所有城堡的塔楼和教堂的钟楼摧毁，“因为它们同样是有害的”。

对艺术品的破坏显然没能满足这些人的需求，他们将矛头指向了坟墓，巴雷尔向国民公会宣读了一份报告，随后，位于圣丹尼的宏伟壮观的皇家墓室顷刻间被砸得粉碎，甚至连棺材也没放过，被撬开；一个看守从蒂雷纳的尸体上将牙齿拔出，并当作古董卖掉，之后，蒂雷纳的尸体被送进了博物馆；亨利四世的上髭下须也都被拔了下来，一点不剩。

表面上看比较有文化修养的这些人竟然对毁坏那些艺术珍品表示同意，这怎么能不让人深恶痛绝呢？所以，我们应当记住这一点：强烈的信仰造成的后果必定是极为恶劣的暴行，连国民公会也概莫能外。面对暴徒的一次次冲击，这些议员们被迫向大众的意志屈服。

这一记录向人们展示了两方面的事，一方面是狂热盲信的巨大力量，而另一方面，这些记录告诉我们：一旦人们摆脱了所有的社会约束，将会变成可怕的样子；当没有任何束缚的人们掌握了权力的时候，又将出现什么样的恶劣后果。

在审视革命议会时，我们必须先了解议会，特别是国民公会内部的纠纷、自身的弱点、暴行。诚然，它在军事上的成功是无可比拟的，哪怕在它敌人的心目中也仍然保持着无可辩驳的光荣。在国民公会濒临解散的时候，法国的版图已经非常之大了，它拓展到了比利时，并且一直延伸到莱茵河的左岸。

如果我们把国民公会当成一个整体来看，认为其促成了法国军队的胜利并不为过；然而，如果我们分析这一整体的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国民公会和法国军队胜利的各自的因素，那么它们之间的分离与独立就会马上一览无余。我们将会看到，在这一时期，国民公会只对军事行动有非常微弱的贡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前线的军队与巴黎的革命议会俨然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这二者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相互影响的关联，而且，它们看问题的立场也迥然各异。

国民公会则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深刻典型，它一直卑弱地处在大众的要挟下，没有任何自己的主见。甚至可以说，国民公会无法控制任何东西，相反要不断地受他人的支配，因此，国民公会又如何能够指挥军队呢？

议会对军事问题根本无暇顾及，而是把精力完全消耗在内部的争吵上。议会将军事问题交给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而这个委员会几乎由卡尔诺一人控制，但实际上，卡尔诺的真正作用就是不断地为军队提供后勤补给和弹药支持。将752000军人置于法国的控制之下，督促军队的将领们发起进攻，并保持军队严格的纪律，这就是卡尔诺的功绩所在。

在国家防务上国民公会做出的唯一贡献是颁布了普遍征兵的法令，然而，面对大批强敌压境的局面，任何政府都会采取同样的措施。曾经有极短的一段时间，国民公会曾经派代表下令处决军队中的某些将领，但这一做法很快就被取消了。

在军事活动上，议会无关紧要，这是实情。军队在前线凭借人数、热情及年轻将领所采取的灵活战术，才获得了这些胜利。军队南征北战、东突西进，其行动完全与国民公会相独立。

在阐述促成革命军队获得成功的各种心理因素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对欧洲战争的起源和进展。

有一个事实是，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初，欧洲的君主们私底下都在幸灾乐祸，因为法国国王的倒下，意味着他们去掉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不仅如此，普鲁士的国王坚信法国会因为大革命而严重受创，自己则可以从中渔利，因此，他向奥地利的皇帝提出以割让佛兰德斯和阿尔萨斯为条件帮助路易十六的建议。

1792年2月，普鲁士的国王和奥地利的皇帝签订了条约，并建立了反法联盟。在吉伦特党人的影响下，法国先发制人，对奥地利宣战。一开始，法国军队节节败退，反法联军甚至突进到香槟省，这里离巴黎只有130英里的距离。但杜穆里埃在瓦尔米取得胜利之后，奥普联军被迫撤离了法国。在这次战斗中，有300名法国士兵和200名普鲁士士兵战死，虽然战争规模不大，但却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普鲁士军队曾号称无敌之师，但却被年轻的革命军队战胜，因而被迫撤退，无敌之师的神话被打破了；而法国军队则四面出击，并在几周之内，瓦尔米的士兵就将奥地利人赶出了比利时，在比利时，法国军队被当作解放者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战争一直是国民公会惯用手段，因为战争能转嫁很多社会问题。1793年年初，议会宣布将比利时并入法国，由此与英国产生了矛盾，而且这一矛盾一直持续了20年之久。

1793年4月，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英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代表举行了集会，通过这次会议，代表们决定将法国肢解，英国觊觎敦刻尔克；普鲁士人意图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而奥地利人则意图得到佛兰德尔和阿图瓦。奥地利的大使主张利用恐怖粉碎法国大革命，“从肉体上消灭统治这个国家的整个派别”，在这样的处境中，法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坐以待毙，二是打垮敌人。

于是，在1793年到1797年的第一次反法联盟期间，法国被迫从比利牛斯山到北部的全部边境上拉开战线。

战争一开始，法国不仅丧失先前的战果，而且受到过几次重创：英国人占领了土伦；奥地利人占领了瓦朗谢讷；而佩皮尼昂和巴约纳被西班牙人占领了。在这种局面下，1793年年末，国民公会决定实行普遍征兵制，即从所有年龄在18岁到40岁的法国人中征兵，这样一来，大约有75万人被成功送到战场。法国旧的王室军队中的各兵团合并到自愿者和新兵的队伍中。

于是，法国军队再一次将反法联军击退了。茹尔丹取得瓦提尼大捷，随后，莫伯日的围困被解救；法国采取攻势，势如破竹，再次占领了比利时和莱茵河西岸；奥什收复了洛林；在弗勒留斯，茹尔丹击败了奥地利人，将他们赶回莱茵河，并占领了科隆和科布伦茨；荷兰也受到侵犯。面对法国军队的强力反击，反法联盟的君主们被迫求和，并被迫放弃在法国的军事战果。

实际上，法国能够取得胜利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法国的敌人一直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战争当中，他们那时一直忙着对波兰进行瓜分，从1793年开始历时两年多才如愿以偿，每一方对此都心无旁骛以期望获得更多的领土。这一想法直接造成了普鲁士国王在1792年瓦尔米战役后就选择了立即撤军。

此外，反法联盟中各国的迟疑和相互之间的猜忌，也给法国人极大的喘息机会，蒂埃博将军说，如果奥地利人在1793年夏就坚决地向巴黎进军，那么，“我们的失败是必然的结果；但他们却错过了战机，结果却为我们赢得了时间，因而我们获得了拯救”。

《巴塞尔和约》签订以后，在欧洲除了奥地利之外，法国已经不存在什么对手了。在督政府统治时期，在意大利，法国向奥地利人发起了进攻，当时负责这次战役的就是拿破仑，自1796年4月开始经过一年的战斗，法国再次获得了胜利，此时，最后一个敌人——奥地利人也被迫求和。

革命军队拥有巨大的热情、耐性与克制力，他们对革命的原则坚定不移，并坚信自己是一种新宗教的传播者，而这种宗教能够使世界获得新生，这就是他们能不断取得胜利的原因。这并不是孤例，比如阿拉伯的游牧部落在接受了理想的宗教信仰之后，就变成了一支所向披靡、攻无不克的可怕军队，并在短时间内征服了古代罗马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共和国战士英勇无畏、坚贞不屈的精神就来源于类似的信仰。当国民公会将统治地位让给督政府的时候，全国已经获得了解放，于是，这些战士开始把战争推进到敌国境内，在这一时期，实际上，只有士兵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

信仰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在当时，法国大革命被视为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因此几个受到专制君主制压迫的国家都把入侵者当成了解放者，并对入侵者顶礼膜拜：萨瓦的居民纷纷走到街上来迎接法国军队；美因茨的民众怀着极大的热情种植自由树，以此欢迎法国军队，他们甚至效仿巴黎成立了一个国民议会。

因此，只要面对的是处在封建君主专制压迫之下的民族，那么法国军队就会很容易获得胜利，然而，如果与法国军队发生冲突的民族拥有着相差无几的强烈理想，那么，他们就会遇到重重阻碍和顽强的抵抗。

对于那些没有明确信仰并苦于专制压迫的民族来说，自由和平等的新理想充满了诱惑；但是对于那些自己的理想已经根深蒂固的民族，显然，自由和平等的新理想束手无策。也正因为如此，共和国的军队与布利多尼人和旺代人抗争了很多年。

1793年3月，旺代与布列塔尼的起义已经扩散到10个地区，旺代人在普瓦图，舒安分子在布列塔尼共投入了8万人参与战斗。

两种对立的理想之间的冲突必然是无情的，在旺代的战争立即演变成极为残酷而又野蛮的局面，其惨烈程度堪比宗教战争。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795年，最终奥什将军使国家获得了最后的“安定”，这种“和解”的实现仅仅是因为其捍卫者在肉体上被消灭。

莫雷纳写道：“经过两年的国内战争，旺代地区变成了一片废墟，大约有90万人在战乱中失去了生命，幸免于难的一小部分人也没能躲过饥寒交迫，因为田地被毁坏，篱笆和墙舍被推倒，房子也被焚毁。”

大革命的军队能够所向披靡的原因除了他们的信仰之外，还得益于那些优秀将领的指挥，这些将领们热情高涨，在战场上能够身先士卒。

军队当中，大部分先前的将领由于贵族出身而被撤换了，于是构建一个全新的军官集体迫在眉睫，所以一些军事天才此时能够脱颖而出，并大展拳脚，他们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被提拔，越过一切军衔。如奥什，1789年时他还是一个下士，但在他25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师的将军，进而成为一支部队的司令。这些新的军事领袖们拥有强烈的积极进取精神，这是他们的敌人所不习惯的。这些将领们完全靠军功升迁，他们在战斗中果敢、坚强，灵活机变，能够适应新的形势需要迅速地制定出正确的战术策略。

尽管军队中的士兵缺乏与职业军队作战的经验，但他们的训练和操练方法很特别，与7年战争以来普遍使用的方法截然不同，实际上，面对这种复杂的战略，老式的方法根本没办法应对。

在战斗中，他们采取大批军队同时行动的方式来发动进攻，由于配置了很多的人，很大数量的缺口能够通过这种野蛮但很卓有成效的方式得以迅速补充。

拥有绝对数量的军队可以用刺刀袭击敌人，并且快速地击溃那些作战保守的传统军队。那个烽火传递信息的时代，军队中信息的更新速度很慢，因此法国人的策略比较有效，但是，法国军队成功的代价也是十分沉重的，即士兵的大量伤亡。据统计，在1792—1800年期间，在战场上，法国军队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一的有生力量（200万人中的70万）。

通过对巴黎的革命群众和军队中的革命群众进行的一项对比研究，我们看到了两幅截然相异却很容易理解的画面。

之前我们已经指出，群众的行为只是受自己的感情冲动支配，根本没有驾驭和运用理性的能力，然而，我们同时看到，群众十分乐于接受英雄主义，甚至能经常产生高度的利他主义，因此很多人准备献身于一种信仰。

他们的心理特征非常复杂，且很多变，根据不同的环境能够产生相去甚远，甚至是完全对立的种种行为。国民公会及其军队的历史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它向我们展示了由相似要素所构成的群众，在巴黎和前线的行为方式存在如此之大的差距，以至于几乎让人无法相信我们所谈论的是相同的民族。

而军队的景象却与巴黎完全不同，同样是一群非比寻常的人：他们恪守勤劳农民所具有的那种优秀品质，如本分、克制、严格遵守纪律；在热情的感召下，他们积极帮助穷人，在战场上大义凛然；他们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应变能力，并成功打垮了欧洲最为可怕的军队。

纪律能够改造一个人；一旦摆脱了纪律的约束，无论哪个民族和军队都有可能蜕化为野蛮的游牧部落，但在日常生活中这一真理却经常被忽略掉，我们正在逐步背离人类集体逻辑的基本规律，却总是喜欢追随大众的意志，随波逐流，而不是学会如何去引导它；必须给群众指明道路，因为，他们不适合自己进行选择。

1时至今日，集体组织依然是社会的根本，个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倘使有人在个性的道路上迈出步伐，必将会遭受非议。人们会认为他狂妄自大、愚蠢透顶。

智力和性格是一个人的基本特征，人们往往依据自己的智力进行判断，而根据自己的性格支配行动。只有将这两个因素区分开来考虑，才能够充分地了解一个人。

一般来说，在重大的变革时期，性格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描述过在动乱时代流行的各种精神状态，但就像我们指出的，这些乱世中流行的精神状态均属于一般类型，而且它们还要受到每一个人的遗传性和获得性精神状态的修正。

我们已经看到，在相当程度上，雅各宾党人的心理受到神秘主义因素的重要影响。此外，神秘主义因素在新信仰的皈依者那里导致了一种残忍的狂热。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国民公会成员都是狂热的盲从者，到了后来，盲从者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因为即使在革命议会最猖獗、暴虐之际，绝大多数议员也都是温顺懦弱的中间派。在热月政变之前，这些中间派的议员们因为恐惧而投票赞成暴力，热月政变之后他们又附和温和派。

在革命时代，适中性格的人在人数上总是占大多数，但是，他们的选择往往是屈从于最极端的冲动。实际上，这些人和那些暴力性格的人同样危险，正是因为这些人的软弱造成后者的嚣张和肆无忌惮。在一切革命当中，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当中我们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一小部分心胸狭隘，但意志坚定的人，往往能够支配通常富有才能但性格软弱的绝大多数人。

在一场革命当中，除了狂热的信徒和性格软弱者之外，还必然会出现一群为一己私利不顾一切的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有很多借机谋取私利的人，如巴拉斯、塔里安、富歇、巴雷尔等，这些人的唯一政治信条就是迎合强者、欺压弱者、谋取私利。于是从大革命一开始，就产生了为数不少的这种“暴发户”，1792年，卡米尔·德穆兰写道：“我们的革命深深扎根于每一个人的利己主义和自爱心理，将这些集合起来就构成了普遍的利益。”

1恶的势力，在今日空前巨大，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大国”了。一部分人依靠人类集体的推理制定教义，强大了自己。另一部分人，则因为缺乏同这种情形旗鼓相当的神话而变得孱弱。

如果我们在关于政治巨变时代人们所体现出的各种精神状态的那一章中加入观察到的这些细节，就能得出一个关于大革命时代人们性格的一般性概念。接下来，我们就把已经得到详细说明的这些原则运用到大革命时期最为显赫的那些人的身上。

在巴黎，国民公会议员们的行动更类似于随波逐流，他们缺少主动，总是受到各种外部力量的操控、限制或鼓动。如果要对国民公会议员们做出一个恰当的评价，我们就应该在他们不受外部控制、可以自由行动的时候去观察他们，因此当国民公会派遣特派员到各个部门或地方“执行公务”的时候，就是观察他们的最佳时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特派员们的权力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文职官员和地方官员必须对他们绝对地服从。

对于一个“执行公务”的特派员来说，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们可以根据当时的情况，对个人财产实行“征用”、扣押或充公；而且如果他们认为合适，可以任意抽税，甚至可以将任何一个人监禁、放逐或斩首，在他的辖区内他就是一个“帕夏”。

这些特派员视自己为“帕夏”，他们肆无忌惮地利用自己的权势尽情地享乐：乘坐着由6匹马拉的奢华马车，马车的前后环绕着卫兵；坐在奢华餐桌旁，一边享受美食，一边陶醉于靡靡之音中，他们的周围簇拥着一群演员、交际花和阿谀奉承者……在里昂情况也同样如此，科洛·德布瓦的排场俨然是一个土耳其的显贵。不断有人请求接见，但任何人无法见到他一面；在进入他的接待室之前得先穿过好几个房间，而且对谈时必须和他保持至少15步的距离。对于这些特派员，我们能够想象得到这些特派员出现在法国市镇时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和神气，在前簇后拥的忠诚卫队面前，无论是谁，只要稍有不轨举动就要丢掉性命。

那么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事实上，在成为特派员之前，他们有的是生意冷落的律师，有的是没有病人来就诊的医生，有的是被革去圣职的牧师，他们的生活窘迫不堪；顷刻之间，他们拥有了绝对权力，甚至可以和历史上最有权势的暴君同日而语。他们毫无怜悯地斩首、溺亡、射杀，无所不用其极，于是，他们从先前卑微的地位扶摇直上，一直到最显赫的当权者。无论是尼禄还是赫利奥盖巴勒的都比不上国民公会的特派员们，尼禄和赫利奥盖巴勒斯实施在某种程度上还需要受到法律和习俗的限制，而这些特派员们根本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

1在通往个性化的道路——，有无数的驻脚点，秘密结社便是其中之一。依靠集体组织，进而实现个人的与众不同，至今仍在沿用。

在对那些“执行公务”的特派员的精神状态的观察方面，我们可把以前牧师勒蓬作为例子，来观察一下他嗜血残暴的精神状态。勒蓬凭借着绝对的权威蹂躏了阿拉斯和坎布雷。勒蓬和卡里埃的例子让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一旦人类摆脱了法律和传统的约束，将会堕落成什么样子。这个凶残的议员所表现出来的残忍，因虐待狂而加重，他甚至在自家的窗户下面架起断头台，这样一来，他和妻子及助手就能立即从屠杀中获得乐趣！而在断头台的底下则设立了一个小酒馆，一些平民可以进来喝酒。刽子手们为了娱乐平民就在人行道上把被斩首者的裸尸摆放成各种各样的荒谬姿势。

阅读1795年在亚眠印刷的对他进行审判的两本卷宗，就像是身临一场梦魇一般。前国民公会的议员在市政厅接受审判，在20次的开庭过程中，阿拉斯和坎布雷大屠杀的幸存者们每次都经过亚眠古老的市政大厅。我们已经无法听清楚那些悲痛的亡灵在述说着什么，一个街区连着一个街区的人被处死；16岁的女孩和90多岁的老人就仅仅由于谴责了一次审判而被杀害；一边是被遭受、殴打致死的场景，一边是张灯结彩、喜笑颜开的沉沦；他们总是伴着音乐执行死刑；被征募来的童子军守卫断头台；这样一个道德败坏、玩世不恭的精神变态的总督；萨德的传奇故事竟然演变成了英雄的史诗。当这一幕幕骇人听闻的事件被揭露时，仿佛在经历了长期的恐怖统治之后，整个国家最终将它的暴戾吐净，向那些怯懦的人复仇，但是，它覆灭的那些都是不幸的人，他们俨然成了一个令人憎恶的已经消失的制度的替罪羔羊。

唯一能够为勒蓬辩护的就只有一条，即他只是在执行命令，他受到指控的那些事实早已为大众所知，但国民公会从来没有因此而谴责过他。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这些“公务在身”的特派员们突然之间就拥有了一种以往没有过的最有权势的暴君的权力，自然而然地会飞扬跋扈、极度嚣张，但仅仅这些还不足以解释他们如此凶残的原因。

他们如此凶残还源自于其他的因素。国民公会的特派员们作为一种严格宗教信仰的信徒，就如同宗教法庭的检察官，他们绝不会可怜为自己牺牲的人。而且，一旦他们与所有传统和法律的束缚脱离了关系，最残忍的本能也就失去了约束，这时留在他们身上的就只有原始的了。

文明抑制了原始本能，但实际上却从未在根本上断绝过关系，猎人的捕杀欲望就是一个永久的证据。以下是居尼塞·卡尔诺论述的一段话，这段文字向我们展示了在最没有危险的游戏中，这种遗传性倾向是怎样尽情挥洒其力量的，每一个猎人身上残留的野性都被它唤醒了。

“可以说，为杀戮而杀戮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乐趣，它是狩猎本能的存在基础，因为我们必须要承认，狩猎本身在现代文明国家中已经显得无关紧要。而实际上，我们延续的狩猎活动在很早之前，也就是未开化的祖先那里是被生存所迫的：如果他们不去捕获猎物，就得活活饿死；而时至今日，人们已经不被饥饿所困扰，因而狩猎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合法理由了。然而，它却一如既往地存在着，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或许我们永远也没办法挣脱这一强加在我们身上如此之久的枷锁：我们没办法无视自己看到动物流血时产生的那种强烈的、甚至是充满激情的快感；当一种追求的欲望将我们控制时，我们的恻隐之心就完全烟消云散了。最优雅、最灵敏的生灵，歌唱的小鸟，纷纷卡死在我们的陷阱中或栽倒在我们的枪口下；我们看到猎物们受惊吓、流血，濒临死亡之前的痛苦挣扎，拼命地抖动根本无法支撑它们的翅膀或用它们可怜的断爪寻求逃生之路，所有这一切本都是我们的罪过，但是我们却从罪过中得到了快感，发现了乐趣，甚至没有丝毫同情的念头……这种返祖现象是如此的强烈而冲动，即使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人也无法抵挡，这或许是我们唯一的借口。”

这种异常的返祖现象在正常的年代里，肯定会受到法律的限制，因而只能在动物的身上得到发泄；然而，当法律规范已经荡然无存，进而无法限制它的时候，它立即就向人的身上转移，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能够从杀戮中获得强烈的快感的原因了。卡里埃曾说过，他在看到那些受害者承受痛苦的面部表情时内心会感到无比的快乐，这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在许多文明人当中，残忍是一种受到约束的本能，但是它一直存在，从来没有被根除过。

当我们提起法国大革命时，就不能不提到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他们是大革命当中的两个重要人物。丹东并不是我要说的重点人物，因为丹东的心理状态并不复杂，甚至是我们很熟悉的心理状态。丹东一开始的身份是俱乐部里的演说家，性格暴烈，但是舌灿莲花，总是热衷于煽动听众；但丹东的残酷仅仅体现在他的言辞当中，而他自己常常为这些残酷的言辞所造成的结果感到悔恨不已。最初在上流社会中丹东很有地位、惹人注目，而作为他未来的对手罗伯斯庇尔，相比之下就显得非常黯淡。

我们必须说，丹东曾经一度是大革命的灵魂，但他自身缺乏韧性和行为的坚定，而且他的生活非常窘困。而罗伯斯庇尔则跟他完全不同。罗伯斯庇尔以不间断的狂热，最终非常强硬地击败了丹东间歇性的努力，但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像罗伯斯庇尔这样一个强硬的民众领袖的最终结局竟然是被软弱而平庸的对手送上了断头台。

作为大革命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罗伯斯庇尔已经被人们反复加以研究，但研究的成果却不是很多。无论对大革命的敌人，还是对那些根本不可能敌视现存政府的同僚，对他们来说，要想弄清楚赋予了罗伯斯庇尔生杀予夺的大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巨大力量非常不容易。

当然，对于这样的解释，我们没有办法满足：米什莱认为罗伯斯庇尔的成功得益于他的原则；而泰纳则认为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沉溺于抽象观念的冬烘先生；与罗伯斯庇尔同时代的人威廉斯说：“他经常通过诽谤或栽赃陷害而将对手搞得臭名昭著，这也是他统治的一大秘密武器，并以此作为实现他野心的铺路石。”

有的人指出罗伯斯庇尔雄辩的口才是他成功的关键，这是不得要领的：罗伯斯庇尔的演说内容通常是一堆艰深晦涩的抽象文字，在演讲时他总是把眼睛掩藏在风镜背后，并很痛苦地宣读他的演说。放眼于整个国民公会，才华出众的雄辩家不计其数，如丹东和吉伦特党人，但是最后，这些拥有雄辩口才的人都被罗伯斯庇尔击败了。

我们确实无法接受这样的主流观点，即最后获得胜利的总是独裁者，在国民公会里，罗伯斯庇尔没有丝毫影响力，但尽管如此，他仍然逐渐成为议会和雅各宾党人的主人。比约·瓦伦说：“当罗伯斯庇尔进入救国委员会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了法国最重要的人物了。”

米什莱写道：“罗伯斯庇尔的历史是一段惊人的历史，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甚至他的历史比拿破仑的历史更了不起。在政坛中，罗伯斯庇尔不露痕迹地崛起，看不到他使用任何手腕，也看不到他势力的增长。但就是这样一个天赋中等、操行一丝不苟、尽忠职守、正直的人，却能崛起于一夜之间，我无法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变革，哪怕在《天方夜谭》里也找不到这样的事例。罗伯斯庇尔随即拥有了比君主还要高的权威，并猛烈地抨击教权。”

当然，罗伯斯庇尔获得的成功得益于他所处的环境，民众视他为主人，并希望在他这里寻求安慰，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偶像，令人震惊的是当时他已经声名鹊起，而我们则试图寻找的是他迅速崛起的原因。我很愿意相信罗伯斯庇尔身上拥有着一种特殊的个人魅力，仅仅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与妇女的良好关系中得到验证。在那些日子里，“罗伯斯庇尔的演讲可以让妇女们痛哭流涕。……坐在看台上的七八百人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在雅各宾俱乐部，罗伯斯庇尔的讲话引来女人们动情的呜咽和呼喊，男人们的跺脚声则似乎要把大厅震翻。”甚至一个每年拥有1.6万英镑收入的年轻寡妇夏拉布尔夫人给罗伯斯庇尔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情书，并急切地盼望嫁给他。

实际上，我们不可能从罗伯斯庇尔的性格中找到他受到人们普遍欢迎的原因：他资质平平，总是抓不住现实而沉溺于幻想当中；他是个性情急躁的忧郁症患者；他狡猾而造作；他极端的自负，这是他性格中最为突出的一点，而且这种自负日渐增长，并在他末日来临时达到了最高点。作为一个新宗教的大主教，罗伯斯庇尔一直坚信自己是受上帝的指派而来到人间建立美德统治的，甚至他声称自己就是永恒之主应允派来改造尘世的弥赛亚注。

为了获得文字上的虚荣，罗伯斯庇尔竭尽全力地修饰自己的演讲稿。罗伯斯庇尔十分嫉妒卡米尔·德穆兰这样的雄辩家或文学之士，这也正是导致他们死亡的原因之一。

“那些饱学之士是暴君怒火发泄的特殊对象，”我们上面援引过的那位作者写道，“对于他们，罗伯斯庇尔怀着一种对同僚的嫉妒，其中夹杂着被压抑者的愤怒，因为在迫害他们时罗伯斯庇尔所表现的憎恨，与其说来自于他们对其专制的反抗，不如说来自于他们使自己黯然失色的才华。”

对他的同僚们，独裁者极为蔑视，关于这一点，他自己也供认不讳：他选择在盥洗的时候接见巴拉斯，在修完胡须后对着他同僚漱口，根本无视他的存在。在回答问题时他的态度更是极端傲慢。资产阶级和议员们在他的眼睛里发现的全部都是鄙视，而只有群众才能在他的眼里发现善意。“当至高无上的民众在行使他的权力时，”他说，“在他面前我们只有低头，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德和真理，不存在任何的过激、错误和罪恶。”

罗伯斯庇尔患有一种疾病，即被迫害妄想症，这导致了他砍掉别人的头颅不仅仅是因为他肩负着寻找信徒的使命，还因为他确信自己处在敌人和阴谋者的包围之中。对此，索列尔写道：“尽管罗伯斯庇尔所顾虑的那些同僚们是那样的懦弱和胆怯，但对他来说，同僚给予自己的恐惧还是不断增长。”

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罗伯斯庇尔对所有人实行了绝对的专制，这是某种领袖权力的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一个暴君在军队的支持下，能够毫不费力地摧毁任何一个他想除掉的人。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然而，仅凭一人之力竟然成功地将大量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推向断头台，这的的确确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罗伯斯庇尔手握的权力是那样的专横，以至于他轻易地将最显赫的国民公会议员送上革命法庭，这也就意味着将其送上了断头台。吉伦特党人曾经位高权重、显赫一时，但在罗伯斯庇尔的面前是如此不堪一击，甚至罗伯斯庇尔对可怕的巴黎公社发起了进攻，并处死了它的领袖，而代之以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新公社。

罗伯斯庇尔为了加快除掉自己讨厌的那些人，成功诱使国民公会颁布了牧月法令，该法令允许处死仅仅有嫌疑的人。罗伯斯庇尔借助牧月法令在短短49天内在巴黎处死了1373人。在疯狂恐怖之下，罗伯斯庇尔的同僚们成了牺牲品，他们再也不敢在自己家里安然入睡；每次召开会议，仅有不到100名代表出席；大卫说：“我相信我们山岳党人在大恐怖下将不会剩下20个成员。”

然而，最终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的原因，正在于他过于信任自己的权力和国民公会的懦弱。罗伯斯庇尔企图让国民公会投票通过一项措施，该措施将允许不经过议会授权，而仅凭救国委员会的命令就可以把国民公会的代表送上革命法庭，也就意味着将其处死。对此，平原派的一些成员和几名山岳党人私下合谋，并意图推翻他。因为塔里安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被列入死刑的黑名单，所以他无所畏惧，并在国民公会的会议上极力控诉罗伯斯庇尔的。面对塔里安的控诉，罗伯斯庇尔企图通过宣读在手里保存了很久的一份演讲稿来为自己进行辩护，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这样做于事无补：以逻辑的名义摧毁对手是可行的，但以逻辑的手段来领导议会却是天方夜谭。在会议上，合谋者的叫喊声将罗伯斯庇尔的辩解声淹没；精神是可以传染的，于是在场的许多议员都跟着合谋者重复喊起“打倒暴君！”的口号，这就足以让罗伯斯庇尔垮台。议会显示了其强硬的一面，当机立断，逮捕了罗伯斯庇尔等人，并直接宣判了对他的指控。

罗伯斯庇尔被捕后，巴黎公社准备营救他，但议会宣布被捕者“不受法律保护”，在这一充满魔力的口号的影响下，罗伯斯庇尔的倒台已经无可挽回。

“在这一时期，如果被宣判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威廉斯写道，“对一个法国人来说，就等同于被宣判患上瘟疫；宣判得不到法律保护就等于被强行剥夺了民事权，这就好比人们相信自己会因患者所呼吸过的空气而受到感染一样。议会的这一宣告对那些曾经把大炮对准议会的炮手们同样有效，根本不需要进一步的命令，只需听到公社已经‘不受法律保护’的消息之后，炮手们心领神会地立即掉转炮口。”

罗伯斯庇尔及其所有同伙在热月10日到21日之间统统都被送上了断头台；次日，新的一批70名雅各宾党人步上了他们的后尘；再后一天，又有13人被送上了断头台。于是，持续了长达10个月之久的大恐怖终于宣告结束了。

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在热月的垮台是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心理事件之一，促成罗伯斯庇尔倒台的那些山岳党人或许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亲手终结了大恐怖。

塔里安、巴拉斯、富歇等人推翻罗伯斯庇尔的目的仅仅是因为罗伯斯庇尔曾经了埃贝尔、丹东、吉伦特党人及其他许多人，然而，当他们从群众的欢呼声中得知罗伯斯庇尔之死被视为大恐怖的终结时，这些人立即装出一副早已预料的嘴脸。而实际上，他们这样做更多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平原派——也就是议会中的大部分人——曾经完全屈从于罗伯斯庇尔的控制，而目前，他们要做的就是猛烈地攻击这种政策，长期以来，哪怕是在他们对之无比憎恨的时候，也还要在表面上做出支持它的样子。最恐怖的事情莫过于一群人曾经恐惧过，但现在已经没有丝毫恐惧了：平原派要为自己在山岳党人当政期间所经历的恐怖复仇，他们反过来要对山岳党人实施恐怖政策。

在国民公会中，罗伯斯庇尔的同僚们对罗伯斯庇尔的奴颜媚骨、低眉顺耳，根本不是心悦诚服地顺从。只是因为独裁者让他们感到一种心理上恐惧，所以，他们极力吹捧他、赞扬他、装作顺从他的样子，但在这些钦佩和热情的掩饰之下，内心却快速地滋长着一股强烈的仇恨之情。在1794年8月11日、15日和29日的《政府通报》上，我们看到各个代表们所撰写的报告，特别是关于“罗伯斯庇尔、库通和圣茹斯特这三驾马车的阴谋”的报告时，同样会感到匪夷所思，哪怕奴隶也不会对一个倒台的主人如此恶言相向吧！

在报告里我们看到这样的话，“这些恶魔一度重新运用了最恐怖的马略和苏拉的伎俩”，罗伯斯庇尔被视为一个穷凶极恶的人；我们被告知“同卡尼古拉一样，他不久就会要求法国民众对他的坐骑也要顶礼膜拜……为了保证他自己的安全，对于那些哪怕引起他一丝怀疑的人也要处死”。

但是，这些报告没有注意到，他们所影射的马略和苏拉的权势都有强大的军队作为支持，而对罗伯斯庇尔来说，除了多次得到国民公会议员们的纵容之外，他的权力没有得到过任何支持。如果不是议员们的极端胆怯，独裁者的权力恐怕一天也维持不了。

诚然，罗伯斯庇尔是历史上最可恨的暴君之一，但是与其他所有的暴君不同的是，罗伯斯庇尔在没有得到军队的支持下，就实行了长达几个月的。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总结罗伯斯庇尔的信条：除了圣茹斯特之外，他是雅各宾信仰最完美的化身，在他身上非常明显地展现了雅各宾信仰狭隘的逻辑、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以至于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仰慕者对他顶礼膜拜，昂墨就曾公开称罗伯斯庇尔为“热月的殉道者”。甚至已经有人提议为罗伯斯庇尔树立一块纪念碑，对此，我欣然接受。因为它有助于保存这样的证据：只要领袖们掌握操纵运作之道，议会将是何其温顺，群众将是何等的盲目；罗伯斯庇尔的塑像将让我们回想起，即使是在国民公会企图推翻他的前一天晚上，议员们还在为独裁者最具威胁的措施发出赞许和欢呼。

从前文中，我们已经看到生性残忍的革命者，由于掺杂了恐惧、憎恨和其他的一些情感，他们的暴行更加变本加厉。

作为革命法庭的检察官，富基埃-丹维尔给人留下了非常可怕的印象。革命前，富基埃-丹维尔颇有慈善、仁义的美名，但革命却使其变成了一个残酷无情的嗜血者，或者我们应该说革命激发出了他隐藏的残忍欲望，以至于对富基埃-丹维尔的回忆只能唤起人们的极度厌恶，但这也正好可以证实我在其他著作中的一个观点，即人的某些本性在革命时期会发生质变。

在君主制遭到颠覆的时候，富基埃-丹维尔还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在这场社会巨变中，所有的一切他都渴望得到，但却不怕失去任何东西。富基埃-丹维尔属于在动乱时期乐于把无政府状态一直维持下去的那种人。

国民公会赋予富基埃-丹维尔权力，于是，富基埃-丹维尔必须要对近2000名被告的命运做出判决，在被告中有玛丽·安托瓦内特、吉伦特党人、丹东、埃贝尔等。富基埃-丹维尔立即处决了全部嫌疑犯，并不假思索地背叛自己先前的保护人，一旦他们中的哪一个人落入自己的手中，毫无疑问，他都会进行指控。富基埃-丹维尔非常低劣的灵魂在大革命的漩涡里如鱼得水，并将自己发挥到极致。如果在正常的年代里，由于受到职业规则的限制，富基埃-丹维尔终其一生可能就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公务员，而这正是他在革命法庭的副手或说代理人吉贝尔·利当东的命运写照。一个有序社会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的确确能对那些危险分子进行遏制，对于那些人，要想控制住他们就只有通过社会的约束。

也许，富基埃-丹维尔至死都没搞清楚自己被判有罪的原因，从革命的角度来看，对富基埃-丹维尔进行审判不存在任何理由。难道富基埃-丹维尔不是仅仅在无条件地服从并执行他上级的命令吗？将富基埃-丹维尔与派往各省的、完全失控的特派员们混为一谈不是一个合理的做法，国民公会的议员们对他经手的全部判决进行了审查并最终得到了批准。如果上司们对富基埃-丹维尔的暴行及他审判囚犯的简便程序不给予支持和鼓励，他又如何能够保住自己的职位呢？实际上，国民公会在宣判富基埃-丹维尔罪行的同时，也等于在宣判自己那套令人惊骇的统治体制有罪。对此，国民公会了如指掌，但仍然把一些送上了断头台，而富基埃-丹维尔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忠实代表而已。

除了富基埃-丹维尔之外，我们还可以提到革命法庭的主持人迪马，他也表现出了一种极端的残酷，而且这种残酷伴随着强烈的恐惧心理而日渐浓厚。在外出时，迪马的身上总要带上两把荷枪实弹的手枪，他在自己的住宅里外设置了重重障碍，以至于来访者只能通过一个小窗口和他说话。迪马对所有人都不能完全信任，哪怕是自己的妻子，他把自己的妻子投进了监狱，甚至打算在热月前将其处决。

在国民公会揭露的一些残酷的人当中，比约·瓦伦是最为疯狂、也是最为残忍的一个，甚至，他可以被视为一个像野兽一般凶残的完美典型。

哪怕是在极度愤怒与痛苦的情况下，比约·瓦伦也能保持平静，做到喜怒不形于色，并能够很有条理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一项可怕的任务：在阿培监狱大屠杀时，比约·瓦伦代表管理方向刽子手表示祝贺，并许诺给他们很多赏金，随后就如同散步一般大摇大摆地回家了。比约·瓦伦身兼数职：国民公会的议长、救国委员会的委员、雅各宾俱乐部的主席。任职期间，比约·瓦伦先是把吉伦特党人送上了断头台，然后将王后送上了断头台。曾资助过比约·瓦伦的丹东这样评价他，“比约是佛口蛇心的小人”；比约·瓦伦先后批准了里昂的炮击、南特的溺杀、阿拉斯的屠杀；他还组织了以残忍而著称的奥伦治委员会；他参与了牧月法令的炮制，并曾经千方百计地怂恿富基埃-丹维尔；在全部死刑判决书上都留有他的签名，而且通常都是位列第一，且通常都是当着同僚的面第一个签字；他没有任何同情心、感情和热情可言；当其他人害怕、迟疑、退缩的时候，他却夸下海口要“揪住狮子的鬃毛”自行其是；为了使自己阴沉冷漠的面孔与周围的热烈气氛协调一致，他戴了一副黄色假发，除了比约·瓦伦那阴险的脑袋之外，任何人带了这副假发都会让人忍俊不禁；当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库通遇难时，比约·瓦伦毫不犹豫地弃暗投明，并将罗伯斯庇尔等人送上断头台……没人知道他这么做的原因，也没人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居心，表面上看，他没有任何野心，既不爱权，也不贪财。

对于为什么比约·瓦伦会有这样的行为，我们这样认为：某些罪犯对血有着强烈的渴望。这一类的罪犯非常嗜血，就是为了杀戮而杀戮，就好像运动员的射击游戏，他们的兴趣仅仅在于体验破坏的快乐。一般来说，在正常时期，具有嗜血倾向的人出于对警察和绞刑架的恐惧而克制了内心的冲动，但是一旦当他们得到自由发泄的机会时，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止他们内心的冲动。比约·瓦伦等人的情况就是如此。

相比其他人而言，马拉有着更为复杂的心理状态，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对杀戮的渴望中还掺杂了其他因素，即曾经受创的自尊、野心、神秘主义信仰等，而且我们还必须把他当作半个精神错乱者来看待，实际上，马拉一直饱受各种顽固思想和自大症的折磨。在大革命爆发之前，马拉提出了一些伟大的科学构想，但是无人欣赏他的才华，也没人对他感兴趣；马拉一直梦想着荣誉和地位，但结果却只在一个大贵族家里谋得一个地位卑微的差事。而大革命的爆发，则为马拉打开了前途无量的未来之门，他对不认可自己才能的旧制度十分痛恨，于是，他怀着满腔仇恨成了那些暴虐之徒的首领。在公开进行了九月屠杀之后，马拉创办了一份杂志，在杂志上他公然抨击每一个人，并不断地叫嚣要求判处更多的死刑。

马拉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谈到民众的利益，一时间，他成了群众的偶像，但他周边的绝大多数同僚都非常鄙视他。就算马拉能逃过夏洛特·科黛的匕首，也必然躲不了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

在国民公会当中，除了心理状态呈现特殊个性的成员之外，还有一些“新宽容派”，如巴拉斯、富歇、塔里安、梅兰（蒂翁维尔人）等，他们这些人没有丝毫的原则和信仰，只是根据时局变化伺机而动。这些人想方设法从民众大众的不幸遭遇中聚敛财富，或许在正常的年代他们只会被视为十足的无赖，但在革命时期，似乎一切善恶的准则都消失殆尽。

除了顽固坚持政治理想的几个雅各宾党人之外，大部分人将财富弄到手之后就毫不犹豫地与自己的信仰彻底决裂，投入拿破仑麾下。比如康巴塞雷斯在与沦为阶下囚的路易十六的谈话中把他称为路易·卡佩，等到帝国时，他却要求自己的朋友们在公开场合称呼他“殿下”，而在私人场合则称呼他“阁下”。

大部分雅各宾党人都十分富有，而沙博、梅兰、巴拉斯、巴齐尔、塔里安、布尔索、巴雷尔等人都拥有城堡和大量地产，而那些至今还不富裕的人不久也会有万贯家财……在共和三年的委员会中，仅热月党的成员当中就有1个未来的公爵、13个未来的伯爵、5个未来的男爵，有7个未来帝国的参议员和6个未来的地方议员；在国民公会里，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未来的勒戈尔特伯爵和奥特朗托公爵，共有不少于50个共和派在15年后都拥有了头衔、马车、养老金、纹章外套、羽饰、必要的不动产、旅馆及城堡；富歇去世时竟然拥有60万英镑的资产。这是马德林记述的。

于是，曾经受到严厉谴责的旧制度下的特权在短时间内又因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死灰复燃。为了实现一个这样的结果，将整个外省付之一炬、使苦难四处蔓延、使无数家庭陷入绝望、毁灭法兰西、颠覆欧洲乃至在战场上牺牲几百万人的生命都是必要的！在即将结束这一章之际，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对这一时期的人们可能做出的评价。

对于伦理学家来说，他们必须要对某些个人的道德品行作出严格的区分，是非善恶要一清二楚，因为社会要成功地延续下去必须要遵从的标准是他们所依据的评判标准；但对于心理学家来说，则不能如此：心理学家的目标首先是理解，知道其所以然，在彻底的理解面前批评将退隐消失。

人的心灵非常脆弱，一般来说，在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的木偶很少能摆脱驱动自己运转的力量，那些专横的力量包括遗传、环境与现状。现在，我们正试图对那些人的行为做出解释，但是没有任何人敢肯定地指出假如自己就是那些人，我们将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