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文化联结人

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与科学事务公使衔参赞Nicolas Pillerel裴国良曾在采访中说过，在法国人心中“Culture is the common good”。是的，文化艺术是全人类的，人们会因为法国音乐剧《悲惨世界》《罗密欧与朱丽叶》流泪，会因为中央芭蕾舞团呈现的《红楼梦》感慨文化的交融，会因为《马蒂斯的马蒂斯》展览来到中国而兴奋……

从童年求知欲起始的外交官梦开始，裴国良徜徉于文化交流的中法语言之海中，从弗朗什-孔泰 到北京，始于好奇，延续探索。

在充满求知欲和好奇心的童年，Nicolas Pillerel裴国良的心中就埋下了成为外交官的种子。

学习更多的语言文化，深入了解更多的国家，外交官显然是一个可以实现这一个愿望的最佳选择。而曾经这位带着探索欲望而学习外国文化的年轻人，也更多地担负起了本国文化的宣传大使。在他的手中糅杂着两种文化的精华，他有在胡同中走街串巷的经历，有在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体验自然的过往，在每一次迎来送往和活动的举办中，裴国良成为联结中法的桥梁。

莫言、张艺谋、贾樟柯、赵无极、严培明，无论是中国的文学、电影还是艺术，在来到中国前裴国良就已经对丰富的中国文化如数家珍。而真正站在中国土地上的那一刻，裴国良才发现这些以现实为蓝本的艺术创作是多么的还原，他终于亲眼亲身接触到了曾经文字和画面里的场景。在胡同里体验老北京的生活，穿梭在胡同和摩天大楼交织的街区，感受语言文字难以描绘出的属于一个历史大国的城市蜕变。

体验文化差异的同时，裴国良也在稀松平常的日常里发现了人们的共同性，“一碗面，一盘饺子”，在胡同里散步寻找苍蝇小馆的时候，高性价比的美食和满满的人情味和在巴黎的生活逐渐重合，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生活有着同样的热爱。

2024年，还有更多的意义。这一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这一年，是中法文化旅游年。我们有无数的理由庆祝2024年的到来，庆祝中法文化紧紧握手的又一年。这一年，一系列文化活动将在中国展开。

回顾2023年的“中法文化之春”一如既往地坚持文化对话并努力为其注入新的活力，法国电影展映、夏至音乐日、图像小说节等众多展现法国艺术文化的活动在中国二十多座城市展开。

作为“中法文化之春”中“经典回顾”部分的重要项目，《马蒂斯的马蒂斯》展览是亨利·马蒂斯 (1869-1954) 个人展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呈现。展览由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与位于法国北部勒卡托-康布雷齐的马蒂斯美术馆合作，从馆藏中精选将近250件包括油画、雕塑、素描、纸上墨水、版画、剪纸、书籍插画、织物等不同媒介的作品，涵盖马蒂斯的整个创作生涯。

包括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大道无极——赵无极百年回顾特展”，这个展览既是杭州第19届亚运会重要文化项目，也是2024中法文化旅游年项目，赵无极先生“不中不西，即中即西，非古非今，亦古亦今”的风格是东西文明互鉴在现代美术领域的最高成就，汇通中西的艺术风格也成为裴国良中国文化艺术的启蒙。

延续2023年的脚步，裴国良提到2024年中法文化旅游年期间，将有一系列高质量的展览面向观众展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故宫举办的《凡尔赛和紫禁城》展，穿梭在故宫和凡尔赛宫里，从17世纪开始的友谊在眼前铺陈，琳琅的艺术品和物件叙述着古老的中法文化，通过独特少见的物件联结两国。

除了艺术展览外，法国的戏剧和芭蕾舞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深受中国观众的喜爱，2024年法兰西戏剧院的《司卡班的诡计》、波尔多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和凡尔赛皇家歌剧院都将会来到中国巡演，呈现西方戏剧的魅力。

由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处大力支持的展览《消失的法老Horizon of Khufu——胡夫金字塔沉浸式探索体验展》是全球首个在埃及胡夫金字塔内部和周围环境进行扫描勘测和建模还原的新型文旅体验，由Excurio与美国哈佛大学吉萨项目（Giza Project）团队共同耗时三年时间完成。包括2022年末的《巴黎圣母院增强现实展》，以现代数字媒体的手段，用更新颖的方式呈现古老经典的文化，不仅是对文化的现代理解和重生，更是为了吸引年轻一代伸出的文化橄榄枝。

联结年轻人的中法文化，如同奥运口号中的开放一样，是裴国良口中的多元。小众的诸如《影像中的舞蹈》一样讲述当代舞蹈的项目聚焦的是舞蹈圈的爱好者，而大众如夏至音乐日一样的音乐项目聚焦的则是所有人。“我们尝试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让有着不同喜好的观众都能参与其中”，中法文化的交流，在不同的圈子中用多元独特的文化吸纳各种各样的年轻人。

2017年9月13日，巴赫宣布巴黎成为2024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巴黎成为伦敦后世界上第2个至少三次举办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城市，这一届奥运会的口号是“OUVRONS GRAND LES JEUX（奥运更开放）”，开放也是中法之间文化交流的关键词。裴国良感慨道：“这是继1924年的百年之后巴黎再次举办奥运会。”

百年，一个值得纪念的节点，配合巴黎奥运会的热度，裴国良表示2024年3月法语活动月的主题将会与体育相关，组织与体育相关的活动和论坛，邀请法国或者法语区运动员来到中国分享经历，不仅是面向观众，也会有中法年轻运动员之间的交流和切磋。

而中国14个法语联盟也将选拔出28位中国青年志愿者前往巴黎参与赛会组织工作，这是一群连接下一代人的信使，喊着“OUVRONS GRAND LES JEUX（奥运更开放）”的口号让中法之间的合作充满属于年轻一代的活力。

作为2024年焦点的巴黎夏季奥运会，裴国良还有一个更大的期待就是开幕式。开幕式由托马斯·乔利（Thomas Jolly）担当艺术总监，他是法国前卫戏剧演员、导演，法国戏剧界最高荣誉“莫里哀奖”得主，被称为法国剧院的全能后起之秀。

在塞纳河上举办开幕式的想法深深地震撼到了Thomas Jolly，穿过巴黎的塞纳河上铺展开的画卷，河岸两边古老的建筑与演出互相映衬，对于这样一位顶尖艺术家而言，宏伟而绵延的塞纳河作为表演的舞台无疑是一个更大的机遇和诱惑，“奥运更开放”的口号也与他本人的价值观完全契合。带着这份期待，2024年，法国大使馆也在努力尝试将这位凭借《亨利六世》震惊整个戏剧界的艺术家的新作音乐剧《星幻》带到北京，让更多的人可以亲眼感受这位天才导演的魅力。

在2023年“中法文化之春”活动开幕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当前时代是沉重的，有人想要封闭空间，有一些残酷的逻辑试图再次将各大洲隔绝，但中法文化之春这样的交流恰恰是艺术家们所能做的。尽管存在着宿命论，尽管人类的悲剧会重来，或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但永远有男男女女敢于梦想、不断创新、满怀热爱、不断抗争。”

我们尝试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让有着不同喜好的观众都能参与其中。裴国良就像他们其中的代表，投入更多的文化领域，深入更多元的人群，让中法文化的交流不间断，热爱着中国多元文化的裴国良把中法文化的拼图交给了每一个人，“不管去往哪一个城市，那里都会有好看的风景等着你们”。

作为将法国作家保尔·克洛岱尔作品《缎子鞋》译介入中国的翻译家，余中先的书房里收藏了来自世界各地，各式各样的工艺品鞋子模型：有漂洋过海自荷兰而来的木鞋，也有数十年前偶得、如今在阳光照耀下泛着蜜糖色泽的缎子鞋。书柜前的小鞋子们和其身后或成套或零散的译作互相映照。

如果说阅读是横跨不同文化河流的旅程，那译者或许就是文化的“摆渡人”，将读者带领至文化交汇之处；同时也是文化的“自渡者”，靠文学作品这艘小舟溯洄两岸，打捞文明中的共性与美好。

余中先，《世界文学》前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傅雷翻译奖评委。法国政府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获得者，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2023年获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称号。长年从事法语文学作品的翻译、评论、研究工作，翻译介绍了奈瓦尔、克洛岱尔、阿波利奈尔、贝克特、西蒙、罗伯-格里耶、格拉克、萨冈、昆德拉、费尔南德兹、勒克莱齐奥、图森、埃什诺兹等人的小说、戏剧、诗歌作品一百多部。

与《奈瓦尔传》中既带着清澈希望又深负沉重痛苦的奈瓦尔不同，酷似“梁朝伟老年版”的余中先老师，并没有奈瓦尔这样悖论式的存在气息。走过房间里细窄的过道，成千计的文学书籍层层叠叠排满了整片书架。他认识几乎每本藏书的位置，一双温和自然的眼睛确实和梁朝伟有几分神似。

上世纪70年代，十六岁的余中先在上山下乡的知青点借阅到了一册残破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塑造了一位在逆境中始终保持奋斗向上的信念的伟大主人公，鼓舞了一代人。受这本书的影响 ，1978年，余中先考上了北京大学，并选择了西语系的法语专业。在老师眼里，他和他的同学一直在“玩命”地学习，日日在资料室与图书馆看书研究。

1984年，研究生毕业后，余中先来到了《世界文学》杂志社工作。经历了80年代末的出国潮，1992年，他从巴黎读完博士回国，继续从事法国文学的出版、研究和翻译。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外国文学出版业杂志林立，上海有《外国文艺》，南京有《译林》杂志，北京的《世界文学》编辑部人才济济，最多时共有各语种编辑近30人。据余中先回忆：“编辑部的前辈都是翻译大家，比如高莽、李文俊老师等。因为阅读兴趣以及读的专业，来杂志社这个环境是我选择的，但同时环境也选择了我。实际上是我们两者的‘一拍即合’。”

几十年来，《世界文学》杂志为读者带来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选）等我们如今看来似乎“到处都见得到”的文学译作。

从编辑到主编再到如今退休，余中先也先后译介了奈瓦尔、克洛岱尔、萨冈、昆德拉、费尔南德兹、勒克莱齐奥、图森、埃什诺兹等作家的一百多部作品。法语世界中，有的作家大放光彩，被同步译介到国内；而有的作家淹没在文学史的故纸堆里，又被译者与编辑们打捞出来，重焕生机。对于与文学翻译与研究这条路的缘分，余中先的回答很纯粹：“觉得这条路还可以，那就一直往下走了。”

中法文化，或者说中法文学，在“渡河”往返沟通的过程中已经有了更深的交流和体悟。比如近年来许多法语译者及学者都十分喜欢中国经典文学《红楼梦》，他们或许在“喜欢”的基础上已经意识到这本奇书如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一样，是一本将个人、家族与社会的历史内化成一体的独特的时代的“百科全书”。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从“写作完成”的一刹那才刚刚开始，读者（包括译者）来来去去，渡河交流，历经时间和文明的互动，文学才真正的被“写完”。

在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作为法国文学这艘小舟上的乘客，《时装男士》独家对话余中先先生，向读者展开不同文化间的摆渡与自渡之旅。

余中先：现在应该有不少。比如帕斯卡·基尼亚尔（Pascal Quignard）的《世间的每一个清晨》，以及最近刚出版的《爱，海》我觉得都很不错。基尼亚尔通过历史来探讨人生，其他既不是通过历史，也不是通过现实来描述当下的作家也很有意思。比如科幻、侦探作品。它们一开始并不是严格意义的文学文类，但如今很多严肃作家也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一些侦探，或是文字游戏的元素。

余中先：是于斯曼的作品《逆流》。我还没译出来的时候，发现已经有一个汉译本，叫《逆天》。但是因为于斯曼此前有一部作品叫《顺流》，我认为还是翻成《逆流》合适。

《逆流》里面讲到许多“颓废”的生活方式。但这和我们中国人理解的“颓废”不一致，《逆流》主人公的“颓废”可比古罗马时代的一种生活方式，耽于个人智力活动和审美沉思。翻译的难点有语言内容的理解，还有术语含义的转达，需要加很多注释。全书每个章节围绕一个主题展开，百科全书式的涉及历史、绘画、珠宝、烹调、时尚，等等。知识面需要强一点，所以是挑战。

余中先：与新小说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的一次交流印象深刻。当时，他的一本小说，法方出版社希望中国读者早日看到，于是商议好中文版与法文版同期出版。翻译书名时犯难了。法文标题“La Reprise”指“重新拿”，那书名“重复”好还是“反复”好？

最后咨询罗伯-格里耶时，都快到交稿期限了，他才给我发过来说这个词是19世纪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术语“Gjentagelsen”，意思是重新通过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一个问题。格里耶打算把他当年几本新小说的话题重新用新的方式组织再来探讨。拿到他的回答后我便定题《反复》，然后第二天交稿，几个星期后小说原著和译本就同步出来了。

余中先：从我个体而言，因为我是从事法译汉工作的，更多的是应该说我受到法兰西的种种影响，每天早上喝牛奶、咖啡，谈起法国来也是眼光会亮。但是根子里头其他地方的文化我也喜欢，比如说西班牙、意大利，它们有自己的文明，语言也很美。但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可能是每个人自己的母语。

我的工作既是在替法国宣扬他们的文化，同时又是在为中国人的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一砖一瓦。我谈的文化，狭义上来说是文学上——文学体现了人类共同的文明价值所在，只不过带有每个国家的特色、每种语言的特色，但我可能会更加关注它们的共性。

文学作品的共性更多在审美层面，比如什么是“真”，什么是“善”。前两年做讲座时，我讲得比较多的是加缪的《鼠疫》，讨论医生的职责、命运的不可抵抗，讨论我们要警惕过去发生过的事，往昔的经验与我们当下的生活依旧息息相关。

另外一部讲得比较多的作品是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读到他们那一代作家在叙事中对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对真善美的宣扬，以及建筑跟小说的关系。 小说本身就像一座会讲故事的建筑，而教堂，则在无声地讲故事——诸如此类，让读者和学生们浸泡在不同的文明当中。 但是这个文明也并不算是单一国家的人所专有的，实际上，共同热爱真善美的人都可以触碰到。

时装男士：您曾说翻译就像“摆渡”一样，即便“摆渡”有时间差，但意味着一来一往（交流）。您认为文学翻译对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交流有何重要性？

余中先：现在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摆渡形式，这种摆渡形式有的是“自主”的。译者可能是一个（摆渡读者的）摆渡人，后来读者自己也成了摆渡人。最近我去了一趟湘西，即沈从文《边城》中描写的川湘黔三省交界的地方，有一种摆渡船的形式可以让游客“自助”，它有一根铁丝一样的拉纤装置，游客在船上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拉过河去。这也是一种“摆渡”。读者根据自己的喜好，通过文学作品这艘船，自己到达对岸。一趟又一趟来来，文明就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式。

余中先：20年前中法建交40周年的时候，我也参与了相关的活动，和法国来的几位院士交流。我们有一句共同的理解：一定要发现对方文化当中最有意思的东西。

而这个最有意思的东西或许是那些“你曾经有过的，却不一定能够发现是来自于我的东西”。法国有很多作家来中国以后，反而发现了法兰西文化中的特色，反之亦然。《缎子鞋》的作者克洛岱尔是慈禧时期的法国外交官，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写了很多关于中国文化的文字。他对之后法国的很多诗人影响都很大，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圣-琼·佩斯。文化交流的本质在于发现对方文化当中最有价值的一面，这是我的结论。

央华戏剧创始人王可然一直推崇“真”，他认为“真”比“真诚”更纯粹，更原始。它冷酷且苍凉，意寓着接受质疑、打破舒适、尝试定义。这也是他带领央华戏剧不断走在行业前列的动因。2024年中法文化建交60年之际，王可然监制、让·贝洛里尼执导的中文版《悲惨世界》进入排练的最后阶段，即将面对观众。他坚信这是一部将光芒打入现实的作品，人道主义的力量可以支撑整个世界。

王可然：央华戏剧创始人，艺术总监、编剧、导演，2021年法兰西共和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获得者，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23北京文化论坛代表，演讲嘉宾。从事戏剧十五年，被共青团中央主管、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办的《中华儿女》杂志评为：拓展中国戏剧世界格局的领军人，世界戏剧舞台上最具代表性的中国面孔之一。

“昨晚我和一位戏剧人饭后喝茶，夜阑人静，高高的楼层外是安睡的夜幕。他放了一首周璇的歌给我听，我心突然动了一下，像体验一种晶莹剔透的感情。最近事务很多，我又打开这首歌，却只能感到烦躁，我忽然明白过来——我们要提供给观众的感受，就是一个做一场美梦的环境。”

从引介赖声川的第一部剧作至今，王可然见证了中国话剧土壤从养分稀薄到遍地播种的变化。“十多年前，一个民营剧团的话剧场，可能进场一千人，出场只剩两百人，很正常。当时的整个话剧局面非常萧条，观众基数加起来可能过不了十万，今天话剧在中国主流城市已经是个显赫的门类。”

大众审美在升级，艺术的门槛在降低，如今再要给观众提供一场美梦，已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后疫情时代的特征在凸显，人们内心的痛苦和煎熬，有时已超过文学和戏剧的痛苦。“那么人们还会走进剧场，感受人世间的裂痕，并感慨那一束照进他们生命里的阳光吗？”王可然提出疑问。

2023年6月，王可然带团队来到法国，进行了一次文化之旅。从法国演员之春戏剧节开始，游历了里昂法国人民剧院，巴黎的商业化的戏剧演出，最后他们来到法国南部的旺代省，应邀参加了为期三天的“狂人国戏剧谷”的探访。他们在三天里看了大小十二个演出项目，收获了极大的惊喜。

令人惊喜的不只是极高的上座率，儿童和青少年出现的比例，也包括作品本身强大的内核。“所有演出牢牢深入地用历史到当下的时间轴，以下面这几个主题为核心设计的内容，这些主题是：卫国护邦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牺牲，以及围绕主题形成的精神气质，带入的伟大的气氛。”

王可然说过，“一出戏最好的句号，是画在观众的掌声里”，至于怎么画，每个创作者都有他自己的答案。在这次法国之行里，他看得是传统高于现代，人的牺牲高于人的个体，民族的骄傲高于个性的核心价值。“这些作品呈现出了广博的爱，有时间高度的爱，这是戏剧中凝结的最大的价值。”

作为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获得者，他和法国文化很早就结缘了。早在2017年，王可然与法国艺术家安娜伊思·马田展开国际戏剧项目的合作，将法国小丑剧《B先生与P先生》首次引进国内市场；2018年与安娜伊思·马田共同策划并成功引进了法国剧目《西贡》，从很多层面上，他推动过中法两国艺术家联手。

而他和法国文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孩提时代。他阅读的起点是四岁，那年过马路摔了腿，父母都去上班，他自己在家里玩，抱了一摞书放床上看。很多字都不认识，就拼命地猜，文字给他带来了最初的想象。一直到十八岁，都是他人生阅读的黄金时期。在所有作品中，《悲惨世界》是最打动他的。

“第一次读，我只知道故事，没有琢磨背后的东西。第二次读，看到冉阿让偷银器被抓，主教对他的仁慈、悲悯的态度，让我大为震撼。主教说，这是我送给他的，你们放了他吧。也许每个人身上都有善和恶，只有经历过人性的涤荡，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他在引导善，在给予他信心。那时候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对全世界都有信仰和支撑的，拥有广阔的力量的文本。”

王可然说，喜欢什么样的作品，和一个人的秉性有关。在考学阶段，他有一次去浙江面试，有一个考生犯了急性肠胃炎，整个人扭成一团，很痛苦。王可然把他送到医务室，险些耽误了自己的考试，返回考场后，考官又给了他面试机会。后来和专业指导老师聊起这件事，老师说：“你知道我为什么选中你？学艺术最重要是看人性，再往大了说是人道主义。”

《悲惨世界》对王可然有很重要的意义，他毫不吝啬对这部文学的赞美。“这么多年，我看到它是全世界几乎是唯一一个拥有文学的高度、艺术的高度、灵魂的高度、对时代的哲学思考的高度的作品，雨果用它的文学支撑了这个世界，这是最大公约数的标志。它在激励我们个人在欲望的路上奔跑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分享让大家更好。”

央华戏剧对《悲惨世界》的改编创作也应运而生，这是一部在疫情期间就在反复沟通的作品，终于在2024年搬上舞台。这一版《悲惨世界》中，演员们不仅要扮演自己的角色，同时还会在演出中跳出自己饰演的人物，在舞台上朗读小说中的文字，这种颇具布莱希特“间离法”风格的舞台表现形式，也为演出带来了挑战。

对王可然本人来说，这只是2024年的开始，关于他本人和央华的故事还将继续。“我现在依然是亢奋的，跃跃欲试的，《悲惨世界》一定会得到认可和好的结果，这毋庸置疑。”而他本人也将在新的一年亲自执导由莫言的《鳄鱼》改编的话剧，“这部作品讲人，讲情感，也讲生命，是一个同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

王可然：有一出《海底两万里》，这个故事本来就精彩，但是搬上舞台之后，它表达得太精彩了。就在那一个舞台上，通过灯光、舞美和一点装置的合作，就把海底两万里的过程、当中人的命运、海洋、生物和人的关系，全

王可然：创作的艰难一直存在，但也始终在克服。《悲惨世界》诞生一年后，维克多·雨果的儿子夏尔·雨果就将其改编为话剧在法国上演，这一版本最接近原著精神。我们起初就是选用夏尔·雨果的剧作版本，但随着创作的深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结合在一起，又碰撞出许多新的火花，我决定要为此次中文版演出创作一个全新的剧本。现在这个剧本是原创剧本，是我们中国的戏剧舞台上一个难得的作品。

王可然：过去一年的繁荣，大多体现在演唱会、音乐节。我也被人领着去看过，能感受到现场观众对情绪的宣泄。戏剧又不同，它更深入灵魂，它的复苏也更缓慢。但我依然是有信心的，这个判断是基于对戏剧千百年来发展过程的判断，它永远不可替代。经济不够好，它会弱一点，经济好，它会强一点，但它永远在。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他就想看看文学、戏剧的力量，如果《悲惨世界》这个故事对他很重要，他就有可能走进剧场。

“去厦门新城看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每每成为全国各地的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的“冬日首选”；到厦门集美看从法国“漂洋过海”而来的摄影展，更为国内外摄影师、策展人与艺术机构搭建了对话、交流的宽阔平台，更被法国总统马克龙盛赞为“中法两国间文化合作项目的典范”。当下正在厦门热闹开启的第九届，也让中国知名摄影家、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联合发起人荣荣感慨有了些“抚今”与“追昔”的味道。

荣荣：中国当代摄影艺术家，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联合创始人及总监，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联合发起人及联合总监。

“这个年轻的摄影季今年正式迈入第九届，我们还有很多未知和挑战。” 2023年7月访问过以“意识状态”为主题的第54届阿尔勒摄影节的荣荣说。

旨在以开放和多元的态度引进海外优秀影像作品，同步最新鲜的国际视野，支持和鼓励华人影像艺术的创作、研究和策划，并在国际舞台发声的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此番汇集来自德国、波兰、意大利、法国、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位策展人，让100多位艺术家的2100余件作品集中亮相； 其中有“年度阿尔勒”单元精选阿尔勒摄影节中“我朋友们的宝丽来”“姐妹情谊——北欧当代摄影群展”“圣叶”“世界观”“加勒比之梦”“珍奇屋档案”及法国阿尔勒摄影节2023图书奖展览7场展览，更有集美·阿尔勒影像策展人奖、亚洲影汇、摄影季特典、藏家故事、无界影像、在地行动、vivo影像加作品展、此去经年等32场展览、活动板块与学术研讨。

“我们摄影季最重要板块是‘集美·阿尔勒发现奖’，今年也很高兴能携手‘首席发现官’小红书摄影一起向国际舞台推荐和发掘华人影像创作者，如果获得‘发现奖’，这些摄影创作者将在下一年的法国阿尔勒举办他的个人展览。”荣荣介绍。

自落户厦门集美以来，摄影季不仅把全球的摄影艺术精品带到中国，也将众多中国摄影力量推向世界舞台，向世界发出摄影创作的 “中国声音”，中西文化的互动与共鸣，让摄影季大放异彩。

在众多活动中，陆续与鲁迅美院、中央美院、中国美院、清华美院等艺术院校合作的“中国律动”板块可以被视为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的“学术高地”，在荣荣看来，摄影季中的“学术元素”必不可少——短短二三十年间，虽然中国摄影艺术生态已经有了长足发展，但仍然有很多不足，“比如我们还没有独立的国家级摄影博物馆，很难让民众了解摄影这门艺术的高度——对摄影艺术的普及，需要殿堂级场馆的教育，比如我们去巴黎或者纽约，看蓬皮杜艺术中心或Moma，就可以看到一张照片在最重要的展厅里与绘画并置在一起，这样公众就会意识到摄影的独特价值和艺术造诣，从而尊重这门艺术的独创性”。

荣荣认为，目前中国的美术馆、博物馆尚未建立摄影语境，摄影艺术在当代艺术的范畴中依然处于边缘位置 ；然而，每一个生活在当代社会中的人，其实都被摄影改变着：“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每天一睁开眼睛，涌现在面前的首先通常都是影像—各种各样的影像，它们充满复制力，就像病毒一样‘入侵’人们的生活、改变人们的生活，而很多人并没有重视它们。”

因而，在荣荣等中国与法国摄影界人士的努力下，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不仅把外国的优秀摄影艺术作品、国际当下最现代、最鲜活的个案引入厦门，也把国内最有意思的创作者的 ‘新声’带到国际舞台上去展现，让更多的观众和媒体来欣赏摄影这门艺术，达成交流与互动—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我们搭建了摄影季的平台。”荣荣说。

作为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的“母本”，创办于1970年的法国阿尔勒摄影节，是世界上创办最早、最具影响力的摄影节之一，由摄影大师吕西安·克莱格、知名作家米歇尔·图尼埃以及历史学家让-毛里斯·鲁盖同创办，其最大特点便是展览一系列从未公开过的高质量艺术摄影作品。

阿尔勒摄影节还经常与法国或其他国家的博物馆和机构合作，在阿尔勒当地的历史保护建筑内举办展览，让整个城市瞬间变成一个展示摄影艺术的大舞台。“上世纪80年代末，我看到一本摄影杂志介绍了阿尔勒，里面有梵高，我想知道为什么梵高生活的地方在做一个摄影节，所以对阿尔勒摄影节的记忆就跟梵高联系在一起了。”荣荣这样回忆他与阿尔勒的“相遇”。

2007年，荣荣和映里在北京草场地国际艺术区创办了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也就在艺术中心开幕的第三天，荣荣以摄影艺术家的身份第一次参加了阿尔勒摄影节，“感受真的是特别棒——因为早年学画画的‘梵高情结’，我在阿尔勒看了梵高的咖啡厅、他住过的精神病院——那时，那个精神病院里正在做摄影展览”。“那次我带了很多三影堂的小宣传册，放到很多做展览的空间里，很快就发光了，也有很多人把它拿走——我就想告诉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人，中国也有一个摄影空间，欢迎大家可以过来参观和驻留。”他回忆。

2009年10月，荣荣和黎静 （Bérénice Angremy）第二次去阿尔勒，“当时阿尔勒特别安静，也很冷；我在那里参加了一个国际策展人会议，我们提出要把摄影节‘搬到’中国来，于是就和摄影节的总监弗朗索瓦·赫伯尔（François Hébel）交流”。

“搬”的速度很快——项目2010年春天就在草场地落地，“因为那个时候传言草场地要拆迁，有风波，于是我们就联合草场地的二三十个艺术空间、国际画廊，一起做了‘草场地摄影季 ：阿尔勒在北京’，全是摄影展览和活动，弗朗索瓦·赫伯尔也特别支持我们这个想法”。2010年到2012年，“草场地摄影季——阿尔勒在北京”连做三年，让很多人第一次走入草场地，更将草场地保存了下来。

“阿尔勒在北京”连续三年，然后“阿尔勒”“转到”了厦门——2015 年，荣荣和映里在厦门创办三影堂厦门摄影艺术中心，同年就与时任阿尔勒摄影节主席萨姆·斯道兹（Sam Stourdzé）共同发起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并在摄影季推出“集美·阿尔勒发现奖”，“与阿尔勒‘再合作’——我们之前在北京有合作，从那以后，就是法国阿尔勒跟三影堂合作，落地集美”。

集美毕竟不是阿尔勒。“阿尔勒有一些古罗马的建筑遗迹，当然它更因为梵高而出名，但是后来这个城市有一点没落，平日冷冷清清，但阿尔勒摄影节则能让大家再度认识这座城市——摄影节期间人山人海，酒店都订不到。”

在荣荣的视野里，“厦门集美不比阿尔勒差”，更准确地说，是“各有各的优势”——“从巴黎坐火车要三个小时才能到阿尔勒，而集美交通更方便，从机场过来也就半个小时”；他认为，更大的优势在于“人”，集美，作为陈嘉庚先生故里、百年学村，蕴含浓重的人文底蕴和历史文化特色，陈嘉庚先生也是促成这些人文发展的重要人物，“集美学村、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华侨大学，还有福州大学工艺美院……集美这里年轻人很多，更加充满活力”，也就更能激发年轻的摄影生态与能量。

为了增强集美·阿尔勒与在地的联结，带动区域文化、艺术的传播，本年度集美·阿尔勒特别推出了“群岛计划”这一新项目，联动10城100+在地商家，其中25个点位结合当地特色与青年艺术家创作带来“群岛计划平展”。荣荣表示：“开幕周期间，我们也邀请了本年度集美·阿尔勒的艺术家、策展人、媒体朋友和观众们一起到集美大社和思明百家村两条策展路线上‘群岛夜游’。两天夜游天气都很冷，但现场都出乎我意料的火爆，在地文化是有它自身强大的独特性与感召力的。”

“集美”脱胎于“阿尔勒”，更要发展出与“阿尔勒”不同的特色：“身处南方，我们希望摄影季能够以‘本地’出发，辐射东南亚，与香港、澳门、台湾和东南亚国家的摄影人有密切的互动。”

每到摄影季，荣荣总是很忙碌。从摄影艺术中心的创办者，转身成为摄影季的发起者，然而他却每每要回归“摄影人”的身份。“其实身份对我而言是无所谓的，从一个摄影家转变到一个搭建平台、筹办摄影季的人……重要不是你的定位是什么、别人怎么去称呼你，而是自己想做什么、实施什么、你的行动是什么。”他做事的“核心，还是摄影——我喜欢摄影这个行业”。

为了在当时中国的摄影生态中发出一个声音而创办三影堂的荣荣与映里，早年间对三影堂的日常管理都是亲历亲为，“展览、接待、媒体……那个时候，我在三影堂旁边还有一个工作室，距离非常近，就走路5分钟、10分钟的路程，但在工作室里也不可能去创作——三影堂日常的运营、所有琐碎的事情，都会让你分心”。

自言“并不是很合格的管理者”的荣荣，在北京三影堂成立10周年的2017年开始，就逐渐不再参与三影堂的日常管理了：“我就在那时做了决定，我们必须跟三影堂‘有个距离’。我们觉得三影堂就像一个很小的孩子，但你不可能永远去照顾它，它要经得起风风雨雨。我们希望它能独立，离开我们它能活，那才是真正的活。”荣荣说，三影堂这些年来壮大了，而且比他们在的时候管理得更好。

“在创办三影堂的时候暂时放下相机，并不等于我要永远放弃相机。”他又回归到摄影家的身份上，在创作一些作品。“我曾经说在三影堂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我是一个驻地摄影家，而这个状态我如今已经达成了——最近好几年我回三影堂，就是以驻地艺术家的身份。”

荣荣和映里持续创作《即非京都》系列，这是对2012年至2014年他们创作的《妻有物语》系列的延续，“2021年我们在成都当代影像馆做了展览‘迹——荣荣&映里的影像历程’，发表了一部分《即非京都》系列作品——目前这个系列还在进行中”。

“摄影是我的信仰，是我和世界交流的方式。没有摄影我不可能行走，这就像一个诗人找到了一支笔，就像生命的依靠。”荣荣曾经这样说；在采访中，谈及他与摄影的关系，他的回答更为简洁：“我还在路上。